不要学许由用颍水洗耳，不要学伯夷、叔齐在首阳采薇而食。人生在世贵在韬光养晦，何必孤高自许去比那云月？我看自古以来的贤达之人，功成之后不退隐的都落得杀身之祸。伍子胥被弃尸吴江之上，屈原最终自沉汨罗江滨。陆机那样的雄才怎能自保？李斯以驾车出猎为苦却为时已晚。华亭鹤唳哪里还能再听到？上蔡东门牵鹰打猎更不必说。你没见吴中的张翰是个旷达之人，见秋风起便忽然辞官东归江东。不如且享生前一杯美酒，何须在意身后千载虚名？

有耳莫洗颍川水：用许由洗耳典故，尧欲让天下给许由，许由认为其言污耳，遂洗耳于颍水。
有口莫食首阳蕨：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首阳山典故。
含光混世：韬光养晦，混迹世俗。
子胥：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被吴王夫差赐死，弃尸江中。
屈原：战国楚国诗人，投汨罗江自尽。
陆机：西晋文学家，被诬陷处死。
李斯：秦朝丞相，被腰斩于市。
华亭鹤唳：陆机临刑前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上蔡苍鹰：李斯遭刑时忆父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兔之乐。
张翰：西晋人，见秋风起而思吴中鲈鱼莼羹，辞官归隐。
江东：长江下游以东地区，张翰故乡所在。
千载名：死后流传千古的名声。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任翰林供奉，满怀抱负欲一展宏图。然而入朝后并未得到唐玄宗真正重用，反遭权臣谗毁排挤，处境日益艰难。两年后，他被“赐金放还”，实为变相逐出长安。离京之际，友人设宴饯行，李白深感仕途险阻、报国无门，愤懑难平，遂写下《行路难》组诗以抒怀。此诗即为其中第三首，借古人事迹抒发功成不退终遭祸患的感慨，并表达对功名的看淡与对及时行乐的向往。诗中既有对现实不公的控诉，也流露出李白在理想受挫后的无奈与超脱。

　　　行路难其三以七言古体揭露宫廷政治之险恶。全诗三层两折：首四句主张含光混世，不慕虚名；中八句列举子胥、屈原等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警诫；末四句赞张翰适意人生，归结到且乐生前一杯酒。通篇对比手法鲜明，跌宕起伏中见神识超迈。诗人虽言虚名无益，实未否定事功，而是强调功成须及时退身以避祸求适。这种执着于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既是其悲剧深刻性之因由，亦为诗歌永恒生命力之所在。

　　这首行路难其三以凌厉的笔触和密集的典故，揭示了李白对仕途险恶与人生无常的深刻洞察。全诗通过一系列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构建起功成身退方得保全的核心警示，最终归结为对现世欢愉的执着追求，展现出诗人既清醒又放达的矛盾心态。

　　开篇两句以否定句式形成强烈警醒，有耳莫洗颍川水暗指许由洗耳的清高之举，有口莫食首阳蕨则指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节操。李白并非否定这些行为本身，而是质疑其现实价值——在浑浊世道中，刻意追求孤高之名反而成为招祸之源。含光混世贵无名一句直接点明处世哲学：收敛锋芒、混迹尘世，无名反是最高境界。这里用何用孤高比云月的反问，将传统隐逸理想解构为迂阔之论。

　　中间八句以排比手法铺陈历史教训，子胥弃吴江、屈原投湘水、陆机受诛、李斯被刑，四位才士的结局构成血淋淋的图景。李白选择的人物极具代表性：子胥忠而被戮，屈原洁而自沉，陆机以文才显赫却卷入政治漩涡，李斯以智谋起家终遭腰斩。功成不退皆殒身一句是对这些悲剧的总结，其中皆字透露出历史规律的残酷性。华亭鹤唳讵可闻与上蔡苍鹰何足道两个典故尤其精妙——陆机临刑时追忆华亭听鹤的李斯腰斩前悔叹牵犬逐兔，将生前荣华与死后虚无的对比推向极致。

　　末尾四句突然转折，引出张翰这个正面典型。秋风忽忆江东行化用张翰因见秋风起而思念莼羹鲈脍的典故，张翰的急流勇退恰好与前述诸人的执迷形成对照。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宣言，表面是及时行乐的颓废，实则是勘破虚妄后的清醒抉择。李白在此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价值观，直接替换为杯酒当下的生命体验，这种价值重估具有存在主义式的震撼力。

　　全诗意象系统极具张力：颍川水与首阳蕨代表高洁，却成为需要避开的陷阱；吴江、湘水见证忠臣的鲜血；华亭鹤、上蔡鹰本是闲适象征，反衬出功名场中的追悔莫及；唯有秋风与江东酒樽指向自在逍遥。在手法上，李白大量使用反诘语气，讵可闻、何足道等反问句如刀锋般剖开历史表象。诗歌节奏随情感起伏，从开篇的警醒告诫，到中段的密集典例，最后以酒樽收束，完成从历史悲剧到现世救赎的闭环。这种结构恰似一剂猛药：先以残酷真相惊醒世人，再指明解脱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