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中国历史上凡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往往也是思想最活跃、牛人扎堆往外冒的时候。春秋战国打了个天翻地覆，结果出了孔孟老庄；魏晋南北朝乱成一锅粥，竹林七贤、王羲之、顾恺之愣是把风雅玩到了极致。到了民国，又是军阀混战、列强欺压，老百姓的日子苦得跟黄连似的，可偏偏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一大帮大师跟约好了似的，齐刷刷地冒了出来，文史哲、书画、教育、科研，哪哪儿都是能人，星光灿烂得让人眼花缭乱。你说这是老天爷故意安排的也好，说时势造英雄也罢，反正这帮人往那儿一站，中国近代的文脉脊梁就算是硬生生地给撑起来了。

咱们先说说学问界那几个让人膝盖发软的狠角色。陈寅恪，这位爷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那可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到底有多牛呢？这么说吧，他精通二十多种语言，包括好些个已经没人说的死语言，比如梵文、巴利文、突厥文什么的。他讲课有个规矩，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以前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也不讲。你琢磨琢磨，这要是搁现在，哪个教授敢这么狂？可人家就是这么狂，而且狂得让你没脾气，因为他说出来的东西，确实是你翻遍图书馆也找不着第二家的。傅斯年曾经说过：“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这评价高得没边了，但熟悉陈寅恪的人都知道，这话还真没怎么夸张。

再说说梁启超，这位更是传奇中的传奇。他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后来跟着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了跑到日本办报纸、写文章，那文笔犀利得跟刀片似的，硬是把半个中国的年轻人给唤醒了。他的学问大得吓人，历史、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宗教学，什么都懂，什么都写得头头是道。更难得的是，他教育孩子也是一把好手，九个孩子个个成才，其中三个成了院士，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哪一个拎出来都是各自领域的大腕儿。这搁今天，简直就是“别人家的爸爸”的终极版本。

章太炎呢，江湖人称“章疯子”。为什么叫他疯子？因为他真疯起来谁都拦不住。他敢穿着清朝官服的照片到处传，敢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跑到总统府门口大骂，敢把黎元洪的祖宗十八代都翻出来数落一遍。袁世凯气得想杀他，可又不敢杀，因为章太炎的名气太大了，杀了他等于给自己招黑。于是老袁想了个损招，把他软禁起来，每天好吃好喝伺候着，就是不让他出门。章太炎也不含糊，在屋里天天喝酒写大字，写满了“袁世凯”三个字当靶子练飞镖。就这么个狂得没边的人，学问却扎实得不得了，他是国学大师，音韵学、训诂学、经学、史学，样样精通，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这些后来的大牛，都是他的学生。

鲁迅先生呢，就更不用多说了。这位爷是真正的“怼天怼地怼空气”，从北洋政府骂到国民党政府，从文人骂到政客，这辈子就没怕过谁。他的文章写得那叫一个漂亮，又冷又辣，像一把手术刀，把旧社会的疮疤一层层剖开来给你看。他写阿Q，让你笑得前仰后合之后突然发现，我靠，这不就是在写我自己吗？他写祥林嫂，让你一边看一边鼻酸，看完之后好几天都缓不过来。更让人佩服的是，鲁迅本来在日本学医的，后来觉得治身体不如治思想，果断弃医从文。这一弃不要紧，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旗就这么被他硬扛起来了。胡适说他“是白话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大功臣”，这话一点不假。

胡适本人也是个妙人。他留学美国回来，三十岁不到就当了北大教授，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白话文，主张实验主义。他这人脾气好得出奇，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哪怕是政见不同的人骂他，他也笑嘻嘻地回一句“适之不敢苟同”。但别看他脾气好，骨子里的硬气一点不少。抗战期间他当驻美大使，为了替中国争取美援，四处演讲、游说，累得头发都白了，愣是把罗斯福给说动了。后来有人问他：你一个读书人，搞外交能行吗？他笑着说：“打仗靠的是枪炮，可枪炮也是人开的。我要做的是让美国人相信，中国人值得帮。”就这么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骨子里全是硬骨头。

文坛那边更是热闹得不行。林徽因，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建筑学家、诗人、作家，三栖全能。她在文学圈的名声是从那首《你是人间四月天》开始的，可你要以为她只是个会写诗的文艺女青年，那就大错特错了。她和梁思成两口子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测绘了两千多处古建筑，写了《中国建筑史》，为中国古建筑研究打下了半壁江山。抗战的时候他们躲到四川李庄，穷得叮当响，林徽因肺病复发躺在床上咳血，还趴在那儿整理测绘图纸、校对书稿。有人劝她歇歇，她说：“这些古建筑随时可能在战火里毁掉，我的记录就是它们最后的遗书。”这话说得又美又悲，让人听了心里发紧。

张爱玲呢，那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这位上海滩的才女，二十三岁就写出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接着《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一篇比一篇惊艳。她写爱情写得透透的，把人心底那点弯弯绕绕都给翻出来晾在太阳底下。她说过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话用来形容她自己的命运也再合适不过。她出身名门，祖父是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可家道中落，爹不疼娘不爱，后来又碰上胡兰成那个渣男，好在后来去了美国，安安静静写书到老。她这人有个怪癖，特别讨厌见人，别人要采访她，她让人家先去翻垃圾桶——她说我的碎片都在垃圾桶里，你翻完了就了解我了。这种冷幽默，也就张爱玲玩得出来。

徐志摩呢，那就是浪漫两个字活生生的代言人。他的诗写得飘飘欲仙，“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谁看了不说一声绝？他对爱情的执着更是惊天地泣鬼神，为了追林徽因，他跟张幼仪离了婚（这事儿搁现在得挨骂），后来娶了陆小曼，为了养活这个花钱如流水的太太，他同时在三所大学兼课，还倒腾古董字画赚钱。最后为了赶去北京听林徽因的一场讲座，搭上了那架撞山的邮政飞机，三十六岁就走了。他这一走，中国现代诗坛就像折了一根顶梁柱。胡适给他的挽联写的是：“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这评价，恰到好处。

郁达夫呢，又是一个奇人。他的小说《沉沦》是中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写的全是赤裸裸的青春苦闷和家国忧思。他这人活得特别真实，喜欢谁就往死里喜欢，讨厌谁就往死里讨厌，从不藏着掖着。他跟鲁迅是好朋友，两个人都是浙江人，脾气都硬，但郁达夫比鲁迅更多了几分颓废和放浪。他写旧体诗写得好极了，“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句子一出来，满座皆惊。后来抗战爆发，他跑到南洋搞抗日宣传，最后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成了为抗战献身的烈士。一个写尽了颓废和感伤的文人，最后死得这么壮烈，这反差本身就让人唏嘘不已。

这些人啊，你细看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身处乱世，炮火连天的，可他们愣是能安安静静地守在书桌前、讲台上做学问、写文章、教学生。他们不求官，不求财，有的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还在那儿翻译柏拉图的《理想国》，在那儿研究甲骨文，在那儿给学生们讲楚辞汉赋。你说他们图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不图，就是觉得该这么做。

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还在那儿口述著书，写出了八十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有人问他值得吗，他淡淡地说：“做学问是我活着的理由。”章太炎穷得叮当响的时候，有人劝他去当官赚钱，他翻了个白眼说：“我章太炎的学问，就值那几块大洋？”梁启超得了肾病，尿血不止，还在那儿连夜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写到昏过去，醒过来接着写。鲁迅临死之前，还在写杂文骂人，骂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种风骨，这种气节，这种“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担当，说真的，后来是越来越少了。他们既有传统文人的儒雅和骨气，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格局和视野。他们西学中用，不盲从也不排外，把中华文明的根守住了，又把世界文明的窗打开了。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生，后来都成了新中国建设和海外学术界的栋梁。可以说，没有这帮人，就没有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和新生。

现在回头看那个年代，真像是一场梦。那么多天才同时降生在那么一个贫弱混乱的国家，在战火硝烟中用笔和纸撑起了一片文化的天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风骨，他们的文章学问，至今还在照亮着后来人的路。那是中国近代文脉最辉煌的篇章，也是后世再难复刻的人文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