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也就是学派观点的发端有其内在理路。《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话，一般的读者是不大注意的，而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读起。研究《红楼梦》的人可是不同，他们难得在作品中发现作者的自白，因而如获至宝，格外重视，很想通过解读这段话，找到最终找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
特别是这段叙述中渗透出一种真真假假、若隐若显、扑朔迷离的气氛，增加了人们解读的兴趣。《红楼梦》作者在开篇通过空空道人之口，明确表示“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这为读者探寻背后“真事”提供了文本依据。书中使用谐音、隐语等手法，如“元迎探惜”谐音“原应叹息”，“霍启”谐音“祸起”，增强了文本的谜语性质，促使读者进行索隐。既然作者自己说，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已将真事隐去那么到底隐去的是什么事呢？由不得动人寻根问底。
红学索隐派的形成并非偶然，它代表着红学研究的另一条发展道路，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新的时代文化语境中结出的一枚另类果实。这种研究方法不仅红学研究中存在，在《金瓶梅》、《儒林外史》、《孽海花》等作品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客观地说，这种索隐解读方式的产生有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它与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产生发展轨迹及人们较为纷杂的小说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
而一般家庭又不会有“天恩”，于是又进一步猜想，可能是康熙末年“一勋贵家事”。这样看来，索隐派的产生倒也顺理成章。作者自己一定要那样说——隐去了真事，还能怪读者沿着作者所说的方向去七想八想吗？
在小说早期传播中，脂砚斋等评点者的批注进一步强化了索隐倾向。例如，脂砚斋在批语中提及“作者用史笔也”，并暗示删节内容涉及隐秘，这激发了后世对政治影射的猜测。而书一些带忏悔意味的话，似乎是在回忆一个人家族中的往事，所以便有人猜测：《红楼梦》可能写的是清初某一个家庭。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不同，受早熟的史传文学影响极深，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从小说观念到评价标准，从叙事方法到行文布局，无不深深打着史传文学的烙印。小说创作以史传为最高标准，能否补正史之余往往成为作者追求的至高目标，无论是作者、评点者还是读者，都将小说是否真实是否具有史料价值作为判断其价值的一个基本依据。这种求真重史的文学观念对小说创作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种关于《红楼梦》写的是哪一家的家事的猜测，开始比较分散，有的说明珠家，有的说傅恒家，有的说张侯家。辗转相传而为更多接受的是明珠家事说。一则因为《红楼梦》里贾府的遭遇与大学士明珠一家的荣枯不无相似之处，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二则是纳兰公子的性格才情，使人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
索隐派红学的大规模兴起是在清末民初，当时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历史时刻。觉醒了的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反思历史，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小说在传统文化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人们惊异地发现，具有广泛的平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恰恰是小说这种形式。三十年代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陷中国人民于水火，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学者们的种族思想再次被唤醒，以弘扬种族思想为特征的红学索隐又跃跃欲试，正不足怪。
作者在真假问题上含糊其辞的暗示也给了读者以很大的想象空间，脂砚斋类似于揭秘式的批点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作者在全书一开头就说：“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虽我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这是一种耐人寻味且颇有诱惑力的暗示。
开山鼻祖
周春（1729—1815），字松霭，号屯兮，晚号黍谷居士，浙江海宁人，著名学者、藏书家。乾隆十九年进士，曾任岑溪知县。他博学多识，一生著作颇丰。他的出生时间仅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可算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他研读《红楼梦》的成就体现为所著的《阅红楼梦随笔》，书中有本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所作的自序，可以证实是《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
周春文中记载“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证明了早在程高整理出版《红楼梦》之前就有一百二十回本的存在，推翻了胡适先生考证的高鹗续写《红楼梦》的结论。
周春于乾隆五十九年撰就《阅红楼梦随笔》。全书计有《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内容驳杂，分条评述，或三言两语或二三百字。其中有的评论不乏见地，如他说：“阅《红楼梦》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贵心细，尤贵眼明，当以何义门评十七史法评之。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还说：“天下阅《红楼梦》者，俗人与《金瓶梅》一例，仍为导淫之书，能论其文笔之若何，已属难得……”说读《红楼梦》要博古通今，心细眼明，不能把《红楼梦》视为淫书，不能只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的评法评《红楼梦》，这些都是正确的见解。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金陵张侯家事”，证据是“张氏与曹氏有通家之好，雪芹时常过从，目击其家庭一切，涉笔成此杰作”。但他的“张侯家事说”破绽太多，且不能自圆其说，后世赞同这种说法的寥寥无几，影响不大。作为早期的红学家，就其思想方法和学识见解而言，是缺乏科学性、准确性的。
但是他的这种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历史人物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的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开了《红楼梦》索隐的先河。从清末到“五四”,在“红学”研究上，索隐派红学家著书立说，众说不一，但所用的方法同周春毫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他举为“索隐派红学”的开山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复活
索隐派红学在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的打击之下，自二十年代以来便进入了衰竭时期。寿鹏飞、景梅九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影响并不大。四十年代方豪发表《红楼梦新考》，表示确信顺治与董鄂妃恋爱故事说“有一部分是真实性”，只是一笔带过，未做任何论证。
五十年代以后，索隐派在大陆基本上消失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隐派在大陆上虽基本消失，却在海外得到复活。其间代表作品有：杜世杰：《红楼梦原理》、李知其：《红楼梦谜》、赵同：《红楼猜梦》。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陆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索隐派在大陆重新抬头，表现出顽强生机，相继出版了不少著作，如霍国玲等的《红楼解梦》系列、孔祥贤的《红楼梦的破译》等，并借助媒体造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21世纪后，索隐派再次壮大。在互联网时代，索隐派通过新媒体平台重新活跃，出现多种新解读和争议，进一步推动了其复兴。然而，研究人数虽大幅增加，但整体水准下滑，多数著述缺少学理，无法进行学术探讨；同时，互联网时代索隐派通过新媒体平台活跃，出现如悼明说等新解读，但这些多被视为娱乐化的文字游戏，目的在流量而非学术，缺乏学术价值。
学者观点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苗怀明
在2025年12月17日发表的《不可无视的另一种声音——索隐式红学研究刍议》一文中强调，索隐派红学不应被无视，而应深入探究其形成机制、发展演进及文化心理基础，认为它代表红学研究的另一条发展道路，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新时代语境中的另类果实。
林黛玉是崇祯皇帝、贾宝玉是传国玉玺、《红楼梦》讲的是反清复明……2025年，《红楼梦》索隐观点又火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苗怀明也关注到了这些热梗。
作为多年从事《红楼梦》研究的学者，他丝毫不感到意外，也不觉得新鲜。这是因为，关于《红楼梦》的索隐，其实从这部小说诞生之初就有了。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就是索隐派。后来，胡适等人考证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为此，蔡元培、胡适代表的双方曾展开论辩，最终胡适胜了。苗怀明的著作《风起红楼》中，就梳理还原了《红楼梦》在近现代中国走过的传奇历程。
苗怀明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玩梗，大家觉得好玩就行了，但不必当真。如果从学术角度，这些观点是不成立的。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他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花式作业，比如：让学生用索隐的方法，论证自己是《红楼梦》的作者，还得自圆其说。有学生说：“曹雪芹祖父曹寅担任过江宁织造一职，又数次掌管两淮盐课，我出生于淮安，求学于南京，与曹寅的仕宦生涯有相符之处。”还有学生名字里含“芮”字，于是找到了“证据”：“‘芹’与‘芮’都是草字头，笔画都是7画。‘芹’是寻常菜蔬，又有微薄之意；‘芮’形容草初生的样子，又有柔弱之意。”绞尽脑汁完成了这样的花式作业之后，学生们觉得很有趣，同时也对索隐派的观点产生了“抵抗力”。
此外，学者温庆新提出应将索隐视为“阅读史”的一部分，记录了特定时代读者与文本互动留下的心理化石。陈维昭则将索隐红学的本质视作一种“拟真”的文学创作，索隐者利用原著重构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政治张力的叙事文本，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想象力的表现。
发展
索隐派红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萌芽期（从乾隆年间《红楼梦》产生到二十世纪初）、形成期（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式微期（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1949年）、转型期（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和兴盛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挥的对索隐派红学的打击力量，主要在于他发现了大量的有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平的资料和带有脂砚斋批语的早期抄本，证明《红楼梦》是以作者身世经历为底本的文学作品，不是明清的宫闱史的变换，也不是明珠或其他官宦家庭生活的翻版。
在胡适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索隐派红学一时间陷入了困境。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虽然回答了胡适对索隐派的批评，但申明的理由仍嫌薄弱得很，不足以重新巩固己说。无论如何，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索隐派红学从发展趋势上已进入衰竭时期。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为索隐式研究的转型期，代表学者如潘重规，著有《红楼梦新解》，他努力为索隐派寻找学理依据，并批驳胡适的观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今为索隐派红学的兴盛期，作品包括霍国玲等的《红楼解梦》、孔祥贤的《红楼梦的破译》以及廖咸浩的《红楼梦的补天之恨:国族寓言与遗民情怀》，后者尝试借用西方理论为索隐研究开辟新路径。
国际比较
西方莎士比亚研究中的反斯特拉特福派与红学索隐具有相似性，培根派使用密码轮盘挖掘手稿，试图寻找隐藏的字谜，牛津派提出都铎王子理论，将《哈姆雷特》和《十四行诗》解读为政治寓言。
传承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除了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时代思潮及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中国文学的特性和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存在的理论前提。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对《红楼梦》研究而成为红学，是有贡献的，就像没有考证派，红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一样。但索隐派离开清末“”初民主革命的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红楼梦》这个伟大的文学之谜，人们将继续猜下去，今后还会有索隐文章和索隐著作的出现；索隐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仍不时地为人们运用。
从胡适先生1921年推出“曹雪芹自传说”以来，经其几代弟子的承继和推广，已经占据了红学研究的主流，考证曹雪芹家族的史料，并套在《红楼梦》中人物的身上，成了红学研究（实质上只是曹学）的主要工作，自号“考证派、新红学”。
在考证派“新红学”一枝独大的境况下，索隐派一直不被看好，成为了红学中被打击嘲笑的主要对象。索隐派红学出现时间比较早，虽经考证派与小说批评派的屡屡打击，但研究者不乏其人，影响从未断绝，不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惊涛拍岸之势，在红学的研究领域掀起狂澜。
索隐派红学的研究者，以严谨治学态度，解密的姿态，苦心搜集文献史料，企图探寻《红楼梦》真事隐去的究竟，找到最终解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白，作者回忆家族往事，带有深深忏悔的意味，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是一种鲜见的笔法，由不得让人去寻根究底。其实，胡适和周汝昌所认为的曹雪芹自传说，将这一“贵族家事”锁定为曹家，也未尝不是索隐了其中的一个家族。
但是考证派考证的愈深，却愈陷入一个重大的逻辑陷阱：如果按考证出曹雪芹出身于雍正二年的年龄，雍正六年曹家就被抄家罹祸，那时他仅四五岁，曹雪芹并没有经过曹家的全盛时期，如何写出如此一部绝大富丽典制文字？而且即便考证到了曹雪芹的完整的家谱及生平，仍然无法解释《红楼梦》中存在大量的碍语和密语。更何况随时间的推移，存世的证据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没得可考。
而索隐派却是以解密的姿态来研究，以史料的对照来做应证。解密法经过脱密的变换，将会得出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索隐派红学的研究特点是：研究家们层出不穷，风起云涌，不断将《红楼梦》中的各类人物，映射为自己解读的历史人物，都认为自己的解密将是唯一的标准答案，各执一辞，水火不容。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信息的查询与获取变得快捷高效，使得索隐派研究的最大困难：巨大的信息检索工作量，变成轻敲键盘触手可得，在信息技术大潮的推动下，一些国外的古老命题得到了重新审视，因此红学索隐派研究在海内外得到复活，渐成风起云涌之势。
不管您对索隐派红学了解多少，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红楼梦》中存在大量的碍语和密语。《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是镜中花、水中月，这表面的幻相是真相的光影折射。因此《红楼梦》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用汉字密码写就的旷世奇书。我们先不要为“《红楼梦》弦外之音到底隐喻什么”而产生争执，而应该先把《红楼梦》既有表，又有里，具有双面性、二维性的事实肯定下来。而且正因为《红楼梦》兼有“表、里”的二维性，使得《红楼梦》卓然超越于众小说之上，让读者读之如观镜花水月，捉摸不透，欲罢不能；让学者忍不住要对其真相和幻相进行探究，从而形成一科专门的学问：红学。 其实所谓红学研究“索隐派”与“考证派”的学术纷争，正是体现在对“表”与“里”的不同认识上，考证学派研究的是“表”中所喻（明文、显学、作者家世、自传说），索隐学派研究的是“里”中所喻（密文、隐学、隐喻、弘外音）。双方各研究其中的一个维度，其发生的争执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因此谁也不曾说服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