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花像雪一样飞舞，正当春日漫天飘洒，新涨的春水茫茫无际，浸染着碧绿的浮萍。

　　桃叶与桃根如今在何处？东风吹来，愁煞了渡江远行的人。

杨花：柳絮。古人常以杨花代指柳絮，因其色白如雪。

新水：初春刚涨的河水。

绿蘋：即绿萍，一种水生植物，叶浮于水面。

桃叶桃根：典故出自南朝王献之《桃叶歌》，桃叶为王献之爱妾，桃根为桃叶之妹。后常借指心中思念的佳人。

东风：春风。

愁杀：形容极度忧愁，杀为程度副词，同“煞”。

渡江人：渡江远行之人，此处暗指作者自己或诗中主人公，因见春景而引发离愁别绪。

　　这首《题画 其三》的创作背景，需结合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与陈寿的个人经历推断。陈寿（233-297年）历仕蜀汉、西晋，其《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本诗或作于太康末年，时值春暮，陈寿因卷入党争或仕途受阻，暂居江南。画中杨花似雪、新水浸萍的暮春景象，触及其对故国（蜀汉）与漂泊身世的感怀。“桃叶桃根”典出东晋王献之与爱妾的典故，暗喻美好事物难寻；末句“愁杀渡江人”则直指其渡江赴任（或避难）时的忧思。陈寿晚年屡遭排挤，诗中弥漫的迷惘与孤寂，正是其身处乱世、才志难伸的写照。

　　此诗借春日江景抒写离愁别绪。首句以杨花似雪渲染春光烂漫，次句“新水茫茫”暗喻前路渺茫，绿蘋浸水更添飘零之叹。后两句化用王献之“桃叶复桃叶”典故，以“桃叶桃根”代指所念之人，终以“东风愁杀渡江人”收束，将自然风物与人事漂泊交织。全诗情景交融，意象流转自然，含蓄中见深沉。

　　这首题画诗以春景为背景，通过精妙的意象组合与情感寄托，展现了诗人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与漂泊之愁。首句“杨花如雪正飞春”，以杨花喻雪，既写出春日杨花纷飞的轻盈之态，又暗含视觉上的清冷感。杨花本为暮春之物，其飘零无依的特性，为全诗奠定了感伤的基调。“正飞春”三字，强化了春将逝去的紧迫感，暗示美好时光的短暂与易逝。

　　次句“新水茫茫浸绿蘋”，视线由空中转向水面。“新水”指春汛初涨的江水，以“茫茫”形容其浩渺无垠，既展现画面中江水的辽阔，又暗喻诗人内心的迷茫与怅惘。“绿蘋”是水中浮萍，常被文人用以象征漂泊不定。一个“浸”字，既写出水与萍的物理交融，又暗示诗人如绿蘋般被时代洪流席卷的无力感。杨花与绿蘋，一飞一沉，共同构建了浮动不宁的意境。

　　第三句“桃叶桃根何处是”，巧妙化用典故。桃叶、桃根原为东晋王献之的爱妾与其妹，此处借指诗人心中牵挂的亲人或故地。以“何处是”发问，看似寻找具体的物象，实则表达对过往人事的追忆与不可复得的哀叹。桃树本为春日常见之景，但此处桃叶、桃根已随流水逝去，只剩下苍茫江水，形成物是人非的强烈反差。

　　末句“东风愁杀渡江人”直抒胸臆。“东风”本是催生万物的和煦之风，在此却成为愁绪的催化剂。“愁杀”以夸张手法强化情感浓度，将无形的愁思具象化为足以致命的沉重负荷。“渡江人”既可指画中人物，也可视为诗人自况——面对茫茫江水与飘零春景，他既是观画者，也是精神上的漂泊者。整句以东风为媒介，将自然现象与人类情感紧密联结，使景物皆染上了诗人的主观愁绪。

　　艺术手法上，诗人善用虚实相生：首二句实写画中春景，后二句虚写情感波澜；前两句静中寓动（杨花飞、江水流），后两句以问句和感叹打破画面静态，形成时空的张力。此外，“桃叶桃根”的典故化用，既符合题画诗需有文化底蕴的要求，又避免了直白抒情，使诗歌含蓄蕴藉。整体而言，这首诗以画为媒，借景抒情，将春日美景与离愁别绪完美交融，展现了魏晋诗歌“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