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琰字威硕，是鲁国人。先主刘备在豫州时，征召他担任从事。因为他是同宗之人，又有风度才情，善于清谈议论，刘备便对他十分亲近厚待，于是让他跟随自己周旋各处，常常作为宾客。先主平定益州后，任命刘琰为固陵太守。后主刘禅即位后，封他为都乡侯，朝中班位仅次于李严，担任卫尉中军师、后将军，又升任车骑将军。然而他并不参与国家政务，只是率领一千多士兵，跟随丞相诸葛亮做些议论讽谏罢了。他的车马服饰饮食，号称极为奢侈；侍婢有几十人，都能演奏音乐，又都教习诵读《鲁灵光殿赋》。

　　建兴十年，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假怪诞，诸葛亮责备他。刘琰给诸葛亮写信谢罪说：“我禀性空虚无实，本来德行浅薄，加上有酗酒的毛病，自从先帝以来，种种纷争之论，几乎都要倾覆。多蒙明公看到我一片忠心为国，体察我心中积弊，扶持保全，使我得到俸禄官位，直到今日。近来因醉酒迷乱，言语有所违失，蒙您仁慈宽恕，不忍将我交付法办，使我能得保全，保住性命。我虽必定约束自身、痛改前非，以死相誓，对神灵发誓；但若无所用处，就请允许我闲居退隐。”于是诸葛亮派刘琰返回成都，官职依旧。

　　刘琰失意而惶愧不安。建兴十二年正月，刘琰的妻子胡氏入宫向太后祝贺，太后下令特意留下胡氏，过了一个月才让她出宫。胡氏颇有姿色，刘琰怀疑她与后主有私情，便叫来五百名军士拷打胡氏，甚至用鞋底抽打她的脸，然后休弃并赶走了她。胡氏将此事告发，刘琰因此被逮捕下狱。有关部门议罪说：“士兵不是用来打妻子的人，脸面不是受鞋底击打的地方。”刘琰最终被处死弃市。从此以后，大臣的妻子母亲入朝庆贺的礼节便废止了。

刘琰：字威硕，三国蜀汉官员，鲁国（今山东曲阜）人
先主：指刘备
从事：官职名，州郡长官的僚属
宗姓：同宗同姓，指与刘备同姓刘
风流：指才学出众，风度不凡
厚亲待之：刘备因刘琰与自己同姓且擅长谈论，故特别亲近优待他
固陵太守：固陵郡的行政长官
后主：指刘禅
都乡侯：爵位名，乡侯的一种
班位每亚李严：官阶地位仅次于李严
卫尉中军师后将军：均为官职，卫尉掌管宫门警卫，中军师为军事参谋，后将军为将军名号
车骑将军：高级武官名号
不豫国政：不参与国家政务
领兵千饷：率领一千名士兵（及供应军饷）
丞相亮：指诸葛亮
车服饮食：车马服饰和饮食
号为侈靡：被认为奢侈浪费
侍婢数十：有侍婢数十人
鲁灵光殿赋：汉代王延寿所作赋，描写鲁灵光殿的宏伟
前军师魏延：蜀汉将领魏延，曾任前军师
言语虚诞：说话虚妄荒诞
亮责让之：诸葛亮责备刘琰
笺谢：写信道歉
禀性空虚：本性空疏
本薄操行：原本品行浅薄
酒荒之病：酗酒误事的毛病
先帝：指刘备
纷纷之论：各种议论
陨将倾覆：即将失败覆灭
明公：对诸葛亮的尊称
原其身中稸埾：考察其内心积蓄（的忠诚）
扶持全济：扶持帮助使其得以保全
间者迷醉：近来醉酒迷失
慈恩含忍：仁慈宽厚，容忍不追究
不致之于理：不将其交付司法审理
保宥性命：保全性命
克己责躬：约束自己，自我责备
改过投死：改正过错，以死报效
以誓神灵：向神灵发誓
无所用命：没有用命的机会（指无法报效）
则糜寄颜：则愧对您的恩德而羞愧
失志慌惚：失意恍惚
十二年正月：建兴十二年（234年）正月
妻胡氏入贺太后：刘琰的妻子胡氏入宫向太后祝贺
太后令特留胡氏：太后特意下令留下胡氏
经月乃出：过了一个月才出宫
呼五百挝胡：叫来五百名士卒鞭打胡氏
以履搏面：用鞋底击打胡氏的脸面
弃遣：休弃并赶走
胡具以告言琰：胡氏详细地告发刘琰
坐下狱：获罪被关入监狱
有司：主管官员
卒非挝妻之人：士兵不是鞭打妻子的人
面非受履之地：脸面不是承受鞋底击打的地方
弃市：处死并暴尸街头
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从此以后，大臣的妻子和母亲朝见庆贺的礼仪就废止了

　　这首传记出自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三国志》，创作时间约在公元280年前后，地点为西晋都城洛阳。陈寿时任著作郎，奉旨修史，其父曾受诸葛亮贬斥，但他秉持史家公正，未泄私愤。此传成书于三国归晋后，陈寿为避当权者司马氏忌讳，对蜀汉人物多存隐晦。刘琰虽为刘备宗亲，却因无政绩、生活奢靡、性情暴戾，终因家暴妻子并疑其与后主私通而遭弃市。陈寿在传中暗含对蜀汉后期君臣荒怠的批判，亦借刘琰之死揭示乱世中宗室成员的脆弱处境。此传行文简练，客观记录而内蕴褒贬，展现了陈寿“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风范。

　　这篇传记刻画了刘琰的性情与命运。主旨在于展现刘琰因宗亲身份和善于谈吐而受刘备厚待，但实际无治国之才，生活奢侈，后因猜忌妻子与后主有私而施暴，终被处死，揭示了其性格缺陷与悲剧结局。艺术上，作者以简练笔法叙述其生平，通过“不豫国政”“车服饮食，号为侈靡”等典型细节塑造人物，并借“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等议论强化批判，语言精当，叙事客观而寓褒贬。

　　刘琰传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诗歌，而是一篇纪传体史文，出自《三国志》。然而，这篇传记以其凝练的笔法和深刻的人物刻画，蕴含了强烈的文学性与情感张力，可作一篇“人物诗”来鉴赏。

　　传文开篇以“宗姓”“风流”“善谈论”勾勒刘琰的初始形象。他因与刘备同姓、举止风雅而得厚遇，这既是其得意之始，也暗伏其才不称位的隐患。文中“不豫国政，但领兵千馀，随丞相亮讽议而已”一句，以平淡叙述点出其位高而权轻、徒具虚名的尴尬处境。这种“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与“领兵千余”的对比，形成强烈的反差意象——外表奢华，内里空疏，为后文失志埋下伏笔。

　　传记的核心意象是“言语”与“行动”的背离。刘琰与魏延不和的“言语虚诞”，以及他向诸葛亮上书谢罪时的长篇自贬，如“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以酒荒之病”，表面是谦卑悔过，实则是其“风流善谈论”本性的延续——以言辞遮蔽无能。文中“虽必克己责躬，改过投死”等语，近乎夸张的忏悔，反衬出其人格的软弱与虚伪。这种“言语”之盛与“行动”之虚，构成了贯穿全文的讽刺意象。

　　情感的高潮在于刘琰疑妻胡氏与后主私通，进而“呼五百挞胡，至于以履搏面”的情节。此处以具体而暴烈的动作细节，将刘琰的猜忌、暴戾与失智淋漓尽致地展现。他因“失志慌惚”而迁怒于妻，行为已近癫狂。“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一句，以冷峻的法官判决，彻底宣告了刘琰的荒谬与终结。最终“琰竟弃市”，其结局与开篇的“厚亲待之”形成无常命运的闭环。

　　作者陈寿并未直接抒情，而是通过刘琰的荣辱对比、言行错位，以及“车服侈靡”与“弃市”的结局，传达出对徒有其表、德不配位者的批判，以及对权力无常、人性虚妄的深沉感慨。整篇传记以简练笔法，完成了对一个附庸风雅却终陷悲剧人物的精准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