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武昌登临钓台，设宴饮酒，喝得大醉。他让人用水洒向群臣，说：“今天畅快痛饮，只有醉倒在钓台之中，才肯罢休。”张昭神色严正，一言不发，起身离席，到外面的车中坐下。孙权派人召他回来，对他说：“不过是共同作乐罢了，公为何发怒？”张昭答道：“从前商纣王建造糟丘和酒池，彻夜长饮，当时他也以为是快乐，不觉得是恶行。”孙权默然不语，面露惭愧之色，于是停止了饮酒。

权：指孙权，三国时期吴国君主。
武昌：今湖北鄂州，三国时吴国都城之一。
临钓台：钓鱼台，武昌附近的一处高台，孙权曾在此宴饮。
大醉：极度醉酒。
洒：泼洒，此处指用水泼群臣以醒酒。
酩酊：大醉的样子。
昭：指张昭，东吴重臣，以直谏著称。
正色：表情严肃，不假辞色。
车中坐：回车中独坐，以示不满。
遣人：派人。
呼还：叫回来。
共作乐：一起寻欢作乐。
怒：生气。
昔：从前。
纣：商纣王，商朝末代暴君。
糟丘酒池：以酒糟堆成山丘，以酒为池，形容纣王荒淫无度。
长夜之饮：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
以为乐：认为是快乐。
以为恶：认为是坏事。
默然：沉默不语，无言以对。
有惭色：面露羞愧。
遂罢酒：于是停止了酒宴。

　　这段记录出自《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记载的是建安年间孙权在武昌临钓台设宴饮酒的故事。当时孙权已据有江东，正与曹操、刘备争衡，宴饮间群臣醉态百出，孙权命人以水泼洒群臣，声称“今日酩酊大醉，只有坠入台中才罢休”。这既体现了孙权在相对安定的局势下显露出的放纵享乐心态，也反映了他试图以豪饮笼络臣属、测试臣下忠诚的复杂心理。

　　张昭作为江东元老，素以刚直敢谏著称。他当时正色不言，离席独坐车中，以沉默表达对孙权失仪的不满。当孙权派人召他回来，并解释“为共作乐耳”时，张昭引用商纣王“糟丘酒池长夜之饮”的典故，警告孙权若纵酒无度，终将重蹈亡国之君覆辙。这一谏言令孙权“默然有惭色”，最终罢酒。

　　此事发生在孙权势力上升期，但张昭的直言使孙权意识到过分享乐可能动摇基业。孙权虽未完全接受劝谏，却能在公开场合认错罢酒，反映出他作为开明君主对老臣意见的尊重，也显示出孙吴政权在创业阶段尚能保持一定的自我约束。这段记载既描绘了孙权性格中豪放与克制并存的侧面，也凸显了张昭作为“骨鲠之臣”在维护礼法纲纪上的关键作用。

　　这段文字以简练笔触勾勒孙权酒后失态与张昭直言进谏的场景。孙权戏言以醉堕台为乐，张昭借商纣酒池肉林典故警示，点明放纵之危。孙权默然有愧而罢酒，既显张昭刚正敢谏，亦见孙权纳谏胸襟。叙事虽简，却通过对话与神态，鲜明呈现君臣性情与处事态度。

　　这首出自《三国志》的片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歌，而是一段精彩的历史叙事，但其中蕴含的戏剧张力与人物刻画，足以媲美一首优秀的叙事诗。全篇围绕一次酒宴的始末，通过孙权从纵酒到罢酒的转变，塑造了鲜明的君臣形象，并揭示了权力场中理性与放纵的博弈。

　　开篇场景极具画面感：孙权于武昌临钓台大醉，甚至下令以水泼洒群臣，宣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此处“水洒群臣”的细节，既是君主荒淫失态的具象化，也暗喻着权力对理性边界的试探。临钓台本是临江观景、宴饮赋诗之所，此刻却沦为醉乡，形成一种美好的空间意象与混乱行为的强烈反差。诗人以“大醉”与“当止”的自我悖论，勾勒出孙权放任中尚存的一丝清醒——他并非完全沉沦，而是在借酒测试臣下的反应。

　　转折点出现在张昭身上。面对君主的荒唐，张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这一连串动作极富深意：“正色”是臣子对礼法的坚守，“不言”是对荒唐行径的无声抗议，而“出外车中坐”更以疏离的姿态表明立场——既未当众顶撞君主，又通过物理距离划清界限。孙权派人召还并问“公何为怒乎”，表面是安抚，实则隐含对臣下不配合宴乐的不满。张昭的回答堪称全文的“诗眼”：“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他以商纣王亡国的典故为镜，将当下的欢宴与历史教训直接关联，没有激烈反驳，却让孙权“默然，有惭色”。这种“以史为谏”的手法，既保全了君主颜面，又直击其内心，比直接劝诫更具力量。

　　全篇的意象运用极为精妙：“糟丘酒池”与“临钓台”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对照，使孙权的放纵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被置于亡国教训的阴影之下。而“水洒群臣”与“正色不言”的动作对比，更凸显出张昭的冷峻与孙权的失控。最终“遂罢酒”的结局，既是张昭谏言的胜利，也是孙权作为统治者尚存自省能力的体现。

　　这段文字的情感层次丰富：从开篇的狂欢，到中间的僵持，再到结尾的沉默与愧色，完整呈现了君主从放纵到收敛的心理历程。而张昭的“怒”与孙权的“惭”，本质上都是对权力的敬畏——前者是臣子对权力腐化的警惕，后者是君主对权力责任的觉醒。这种在酒宴间完成的理性回归，正是历史叙事中最动人的诗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