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背景
《大诰武臣》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1387年）间编纂的《御制大诰》系列文诰的组成部分。该系列包括《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四编，合称《明大诰》或《御制大诰》。其编纂源于明初官吏贪墨现象严重，朱元璋基于“日者中外臣庶……大肆贪墨”的事实，在户部侍郎郭桓赃案等案件发生后，决意“重典治吏”。洪武二十年，明太祖为整顿军事司法体系，在颁布《大诰三编》改革锦衣卫刑讯制度后，针对武臣擅权现象专门制定《大诰武臣》。朱元璋仿效周公《大诰》之制，将亲自处理的“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册，昭示天下。该文诰继承《大诰》系列“重典治吏”传统，将君主敕令凌驾于常规法律之上，以期通过特殊司法程序实现对武臣群体的直接控制。《大诰武臣》的编纂并非孤立事件，在洪武二十年，与之同期编纂颁行的还有以武职为对象的《御制武臣敕谕》（八月）和《武士训戒录》（十月），以及以宗藩为对象的《御制纪非录》，共同构成了明太祖对特定群体进行训诫和约束的文献体系。
内容构成
《大诰武臣》是《御制大诰》四编中的最后一编，共32条（《御制大诰》四编总计236条）。文献以案例汇编形式收录武官违法犯罪实例，涵盖”私役军士”、”贪墨军饷”、”滥杀降卒”等二十余类典型罪名。每个案例均附有具体量刑标准与惩戒措施，形成”法外加刑”的特别处置原则。其刑罚极其严酷，包括族诛、凌迟、墨面文身、断手、刖足、阉割为奴等三十余种，且量刑普遍重于《大明律》。朱元璋在序言中强调其语言“不是吏员话，也不是秀才文，就是直直地说话”，目的是让“不论大的小的，都应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的”，即采用浅近口语化的文风以便传播和理解。文诰结尾强调”武臣当守朝廷法度”，要求各级将领”毋得欺隐，犯者罪及家属”。其法律性质兼具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是惩处官吏犯罪的重要法律依据。
刊行实施
《大诰武臣》编纂完成后，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六月正式颁行全国卫所。刊行诏令规定”凡千户、百户等武职，各给一本，熟读警诫”，要求军事系统开展全员学习并建立考核机制。文献实施期间，与《大明律》形成”敕律并行”的司法格局，成为明代军事审判的重要法外依据。
制度影响
该文诰的颁布标志着君主直接干预军事司法程序的制度化。通过列举具体罪状与严酷刑罚，有效震慑了洪武后期骄兵悍将的跋扈气焰，为建文帝削藩政策奠定法制基础。文献中确立的”武臣连坐法”后被《大明会典》吸收，发展为明代军事监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诰武臣》因其刑罚严酷远超《大明律》，且过多体现明太祖朱元璋的个人意志，在洪武之后迅速被搁置。建文帝、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即位时均曾下诏，要求司法‘一依《大明律》科断’，实际上废止了《大诰》系列的通行法律效力。明代中叶时，民间已罕见《大诰》，司法实践中仅存‘有《大诰》减一等’的拟罪惯例，其作为法典的直接影响周期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