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1607年9月5日），朱由崧生于北京紫禁城，生母姚氏。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月二十四日，命福王庶一子名由崧，凡藩王生子五岁请名，例也。福王以未之国不依外藩之例，礼臣先请，明神宗命即百日命名。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二月十五日，封德昌王。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阳，福王朱常洵率王府亲眷从城上以绳索垂至平地逃出城外，藏匿于迎恩寺，因其体胖而无法再逃，遂被起义军俘杀。而朱由崧等则在几名王府官和三十名校尉的护送下继续逃亡，前往怀庆府孟县避难，途遇散兵游勇，衣服、财物全被掠去，此后被安置于怀庆府。据说在此期间，他曾盗窃王印，献给起义军。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麾下大将刘芳亮由山西进攻豫北，二月三日深夜奇袭怀庆府，破府城西门。城中火光四起，顿时大乱。从沉睡中惊醒的朱由崧惊恐万分，在亲军侍卫的护拥下，同其嫡母邹氏不及携带任何物件，随逃难的人群逃出东门。这时农民军飞骑赶至，拦杀堵截挟资潜逃者，朱由崧见势不妙，抛弃邹氏，独自奔逃，但体力有所不支。途中得皮匠常应俊相助，背着他在雪中走了数十里，才让他幸免于难。朱由崧逃到卫辉府城（今河南汲县）投奔堂叔潞王朱常淓。三月初四日，大顺军进攻卫辉，朱常淓和朱由崧一起南逃至淮安，与另一批逃到淮安的河南宗室周王朱恭枵等寓居于湖嘴舟中，其中其他藩王都带着亲眷，只有朱由崧孑然一身，带着常应俊等几名随从。三月十一日周王朱恭枵薨于舟上，三月十八日福王朱由崧上岸，住在杜光绍园中。
入继大统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九日，淮安已经流传京师陷落的消息。四月初一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召集各大臣发布讨贼勤王檄文，准备北伐李自成；凤阳总督马士英则押注福王朱由崧，派人引导朱由崧搭乘漕运巡抚路振飞之船快速南下，以备待机利用。四月十四日，有两个从皇宫逃出的太监到了南京，南京府部科道各官这才得知北京已陷，崇祯帝自缢的确切消息，挑选新君成为当务之急。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李自成俘虏，其他近支藩王如惠、瑞、桂等王都远在外地，皇位只能在避难淮安的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中挑选。按亲疏关系来说，福王是神宗之孙，支派最近，最占优势。而潞王则是穆宗之孙、神宗之 侄，关系较为疏远。但多数大臣却认为福王朱由崧品行恶劣，曾盗窃王印。况且几十年前国本之争记忆犹新，因此不愿他继位。钱谦益、雷縯祚等原任官员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在雷縯祚及礼部郎中周镳的往来沟通下，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及詹事姜曰广等几乎一致同意 立潞王，并致书于驻军浦口的史可法，陈述 潞王贤明当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 淫、酗酒七不可立”。获得了史可法的赞同。
另一方面，南京也有坚持以立亲为原则的意见。都谏章正宸力主立福王，认为“若谓潞可越福，犹谓福可越光庙也，于国本安居！”路振飞在答复高杰、刘泽清等武将关于继嗣的问题时亦强调：“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唯有福王。”马士英亦不动声色地展开拥立福王幕后活动，贿赂勋臣刘孔炤和武将刘泽清等，从而获得内外两方面的助力，同时致书史可法、 吕大器等大臣说：“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史可法表示反对。马士英暂时没有反驳，还特遣私人向史可法传话说：“立君以贤， 伦序不宜固泥。”史可法信以为 真，随即移书于马士英“答以七不可之说”。另一方面，马士英部署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各率大军，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护驾队伍，簇拥着乘路振飞之船的朱由崧到达仪真（今江苏仪征），陈师江北，向南京诸臣示威。勋臣刘孔炤等则与主张拥立潞王的诸臣在南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四月二十六日，张慎言、姜曰广与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 吏科给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维经及诚意伯刘孔炤、司礼太监韩赞周等齐集于朝内会议继嗣问题，拥福和拥潞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署礼、兵部印的吕大器进入会场，揭发福王有七不可，阐述其不可为君，力主立潞王，刘孔炤则怒形于色，与李沾、郭维经等破口大骂，从气势上压倒拥潞诸臣。在混乱中，韩赞周拿出刘孔炤等事先拟好的拥立福王的誓文，忙说：“快取笔来！”要求众臣签字。很多官员迫于其气势，在誓文上签名，并通告朝外，史可法也只好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四月二十八日，朱由崧到达浦口，受到魏国公徐弘基等众官员的恭迎。翌日渡江，停泊燕子矶。四月三十日，闻讯福王到 达的南京诸臣都前来叩见。当时朱由崧穿着角巾葛衣，“旧枕敝裘，孑影空囊”，十分落魄。他在答兵部劝进之书时说：“国母（邹妃）尚无消息，支身避难，宫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难浙东僻地，迎立决不敢当。”当群臣行礼时，他“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并竭力推辞群臣劝进，说： “封疆大计，唯仗众先生主持。”经过三推三让，朱由崧勉强接受劝进，于五月初一日从南京西南的三山门处离船登岸，在诸臣簇拥下先乘轿由南京城外直至孝陵门前，祭告明太祖，其后又特地祭拜懿文太子朱标。随后，他从正阳门进入南京城，直至东华门入皇城，下马步行通过皇极殿，参拜奉先殿，之后走出西华门，离开皇城，进入行宫（内守备府），接受文武百官的觐见。他传令大臣上殿共商战守之策，史可法上殿后说：“王当素服郊次，发师讨罪，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朱由崧只说“是”，但没有具体答复。接着徐弘基及内守备等各有所奏，朱由崧仍是倾耳静听默不作声，于是宣布退朝，次日再次接见群臣。当天，南京群臣决定朱由崧先以监国名义上台，然后登基，于是上第一道劝进表，朱由崧表示只同意监国，第二道劝进表上来时，朱由崧坚持只监国。翌日，朱由崧行监国告天大礼，并宣布初六日为崇祯帝发丧。五月十一日，群臣上第三道劝进表，朱由崧正式接受，择日登基。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武英殿，改元弘光。他在登极诏中痛斥“潢池盗弄”，发誓复仇，同时颁二十五款新政，包括减免钱粮、整顿漕粮、奖励垦屯等项内容，不过只字未提当时已入据北京、真正能威胁南明的满清政权。
马阮当权
朱由崧即位之初，内以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姜曰广、王铎为内阁辅臣，外以黄得功、左良玉、刘泽清、刘良佐、高杰拱卫南明。就在马士英自凤阳入朝的次日（五月十七日），史可法见马士英势大，难以相容，又闻江北四镇中的高杰与黄得功正为争夺地盘而相互攻杀，便主动上疏请求督师江北。朱由崧准其所请，赐银八十两、彩缎二表里，命其“便宜行事，各镇并听节制”。十八日，史可法渡江北去。五月二十三日早朝，诚意伯刘孔炤联合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等勋臣弹劾吏部尚书张慎言“结党行私”，所荐非人，刘孔炤甚至从袖中取出小刀，声言要刺杀“奸臣”。年近七旬的张慎言站在朝班中纹丝不动，冷眼旁观。大学士高弘图厉声呵斥，太监韩赞周也高呼“从古无此朝规”，刘孔炤这才作罢。朱由崧端坐御座之上，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五月二十五日，朱由崧下旨加恩拥戴功臣，徐弘基、刘孔炤等十人各获封赏。张慎言见是非颠倒，再次上疏乞休。朱由崧先是不允，但最终还是于六月初十日批准其致仕归里。
在此前几天，马士英已向朱由崧推荐崇祯年间名列钦定逆案的原光禄寺卿阮大铖，称其“居山林而不忘君父，未任边疆而实娴韬略”。尽管朱由崧监国之初曾下令“逆党不得轻议”，但马士英在疏中巧妙地将阮大铖与拥立之功联系起来，称其在议立之时曾“力扫邪谋，坚持伦序”。朱由崧览奏，当即下旨赐阮大铖冠带，命其入朝陛见，并在六月初八日得到叙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等诸臣极力反对，但朱由崧最终还是在八月三十命阮大铖添注兵部右侍郎，同时“仍禁朝臣不得把持阻谏”。折腾了数月的“翻逆案”风波至此告一段落，但朝廷内部的裂痕已然无法弥合。
阮大铖被叙用后，对马士英说：“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即借清算曾投降李自成大顺政权的“从逆诸臣”为名打击异己。在马士英的建议下，朱由崧于七月初令刑部将“从逆诸臣”仿唐六等定罪。八月，朱由崧下令逮捕光时亨、周钟、项煜等“从逆各官”。九月初，周镳、雷縯祚也被捕下狱。周镳是周钟的堂弟，与雷縯祚都是当初主张拥立潞王的官员。马士英、阮大铖欲借此案株连，将清流派一网打尽。在此前后，高弘图、姜曰广、徐石麒、刘宗周、祁彪佳等正直臣僚都迫于马士英的压力而辞职还乡或罢职，取而代之的是的张捷、杨维垣等阉党人物。十二月，布衣何光显上书乞诛马士英、刘孔炤，朱由崧下令将他斩于市并籍没其家。
三案纷扰
主词条：南渡三案
除了朝中的党争，三桩与朱由崧的合法性直接相关的疑案也搅动着弘光朝的政局。第一桩是大悲案。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一个法号大悲的和尚出现在南京，自称“先帝亲子”“定王”，又说崇祯帝“实未晏驾”。一时间人心惶惶。朱由崧命人将其拿获，交锦衣卫镇抚司审讯。大悲在狱中牵扯到钱谦益、申绍芳二人，阮大铖趁机想罗织大狱，将清流一网打尽，暗中派人将一份列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菩萨的名单送入狱中，让大悲指认为同党。但大悲宁死不肯诬陷他人，将名单烧毁。阮大铖的阴谋未能得逞，大悲最终被斩于市。
第二桩是太子案，这是最令朱由崧头疼的一案。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上奏，称崇祯帝太子朱慈烺在杭州。朱由崧大惊，急遣太监前往接取。三月初一日，少年被接入南京，暂居兴善寺。文武百官纷纷前往谒见，督营太监卢九德审视后，觉得与印象中的太子面貌有异。次日，朱由崧传谕百官，不许私自往见，并将少年转入宫中。三月初六日，朱由崧命群臣会审于大明门外。少年东向踞坐，毫无惧色。原东宫讲官刘正宗上前询问，少年应对多有不合。有人指出太子口中有虎牙、足底有双痣，验之皆不符。给事中戴英遂称，此乃驸马王昺之侄孙，名曰王之明。少年闻言，冷笑道：“认我明之王，不认王之明。”此后在三月初九日、十五日两次审讯，始终难以定谳。太子案的消息传出后，朝野议论纷纷。百姓普遍相信少年是真太子，对朝廷“以真为假”的做法愤愤不平。黄得功、刘良佐等武将也上疏，请“曲全两朝彝伦”，保全太子。
第三桩是童妃案，与太子案几乎同时爆发。三月十三日，河南巡抚越其杰、总兵刘良佐派人将一名女子护送至京，声称是朱由崧的元配童妃。朱由崧闻报，非但不喜，反大怒不已，下令将童氏投入锦衣卫狱。原来，朱由崧为德昌王时曾娶童氏为妻，生有一子，后因战乱失散。童氏在河南闻知朱由崧即位，便赴巡抚衙门陈情。越其杰、刘良佐信以为真，隆重护送进京。不料朱由崧翻脸不认人，坚称童氏为“妖妇”。童氏在狱中向掌卫事冯可宗哭诉，细述当年与朱由崧相遇、结为夫妻、失散离散的经过，言之凿凿。冯可宗如实上奏，朱由崧接过童氏所书，面色发赤，丢到地上说：“吾不认得妖妇，速速严讯！”朱由崧撤下冯可宗，改命秉笔太监屈尚忠严刑拷打。童氏在狱中呼号惨叫，诅骂负心郎，在四月初饿死狱中。支持并护送童氏的陈潜夫、吴尔埙等人，也以“私谒妖妇”的罪名被逮捕下狱。
三案纷扰，朝野离心。南京街头到处流传着“若辨太子诈，射人先射马；若要太子强，擒贼先擒王”的歌谣，矛头直指马士英。盘踞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素与马士英不和，其监军黄澍于六月在朝堂上痛殴马士英，其后躲入左营不出，马士英多次下令逮捕，左良玉皆置之不理。太子案发后，左良玉接连上疏，请保全太子以安人心，疏中言辞激切，指斥马士英“以真为假，欲置先帝一脉于死地”。马士英置之不理，反而裁减左营军饷，左良玉大怒，于三月二十三日发布檄文，历数马士英八大罪状，率师东下，以清君侧。马士英得知后，一面调集黄得功、刘孔炤等部西上堵截，一面催促朱由崧速杀周镳、雷縯祚，称“左兵乃二人召来”。四月初八日，朱由崧下旨将周镳、雷縯祚赐死，光时亨、周钟等也同日处斩。然而，真正的威胁清军已大举南下，敲响了弘光政权的丧钟。
兵败被俘
朱由崧本来采取“联虏平寇”之策，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派左懋第、陈洪范出使清朝，结果其修好要求被清廷拒绝，左懋第等被扣押，陈洪范被策反后南返，马士英则说：“有四镇在，何虑焉！”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清豫亲王多铎在平定关中后转攻南明，北上抗清的高杰在睢州之变中被降将许定国所杀。四月，许定国引导清军大举南下，陷归德、徐州等要地。此时朱由崧正为左良玉清君侧焦头烂额，马士英欲尽撤江北防军，全力对付左良玉，督师史可法连上三疏，恳请朝廷留兵守淮，称“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仇。若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马士英置若罔闻。四月初十日，朱由崧召对群臣，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宝司卿李之椿等合词请加强淮扬防务，朱由崧也有所动，对马士英说：“左良玉虽不该兴兵，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马士英闻言勃然大怒，手指诸臣厉声喝道：“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臣已调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宁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朱由崧目瞪口呆，再不敢出一言。诸臣咋舌而退，从此无人再敢言守淮之事。
当时，刘泽清、刘良佐双双降清，清军如入无人之境，只于四月十九日在扬州遭到史可法的抵抗。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殉国，清军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次日，扬州陷落的消息传到南京，朱由崧向群臣问迁都之计。礼部尚书钱谦益极力反对，认为不可。其他大臣只是面面相觑，拿不出可行的主意。二十八日，朱由崧又上朝召对群臣，诸臣面面相觑，寂无一言。沉默良久，朱由崧终于开口：“外人皆言朕欲出去。”大学士王铎问：“此语从何得来？”朱由崧指了指旁边的小太监。王铎正色道：“外间话不可传的。”接着竟提议开经筵讲学，朱由崧心乱如麻，随口答道：“且过端午。”次日朝会，有大臣按捺不住，举笏痛击马士英，质问他为何坐视扬州失守。马士英强词夺理，朝堂上一片混乱。朱由崧呆坐御座之上，一言不发。待群臣自行平息散去，他默默还宫。五月初一日，南京东西长安门柱上被人张贴对联，上书：“福人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又有“福运告终，只看卢前马后；崇基尽毁，何劳东捷西沾”之语，卢指太监卢九德，马指马士英，捷指吏部尚书张捷，沾指左都御史李沾。民怨沸腾，人心已散。五月初五日，本是端午佳节，朱由崧却“以串戏无暇”，破例不视朝。午间，太监车天祥急匆匆入宫奏报：“北信急且危！”朱由崧正饮酒观戏，闻言大怒，掷碗于地，不愿再听。五月初八日夜，清兵自瓜洲渡江，明军水师望风而溃。次日，镇江失守。初十日，朱由崧召群臣入对，但已无计可施。午后，他忽然下令将选入宫中的三名淑女放还母家。入夜，二鼓时分，大雨滂沱，朱由崧携陈、汪二妃及太监数人，悄然出通济门，向西南逃窜。文武百官无一知晓。五月十一日天明，南京城大乱。百姓见宫门大开，宫女乱奔而出，方知皇帝已弃城而逃。一些人乘机闯入皇宫抢掠，御用之物遗落满街。与此同时，狱中百姓拥出“太子”，簇拥入武英殿登座，呼万岁。忻城伯赵之龙则张贴告示，称“已致大清大帅，尔民不必惊惶”，公开准备降清。五月十五日，赵之龙、王铎、钱谦益等率百官降清，多铎进入南京。
马士英本与朱由崧约定，由他断后随后赶上，但朱由崧前脚刚走，他便携邹太后及家丁百余人，逃往浙江。五月十二日，至太平府（今安徽当涂），操江勋臣刘孔昭已先一步逃至此地，竟闭门不纳。朱由崧彷徨江次，无奈之下转奔芜湖，投入靖南侯黄得功营中。黄得功正在与左良玉军交战，闻皇帝仓皇逃来，大惊失色，急收兵回营。见到朱由崧，他痛哭道：“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借势作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负陛下也！”朱由崧无言以对。黄得功虽感失望，仍尽忠职守，将朱由崧安置于舟中，部署防务。二十二日，朱由崧与黄得功商议决定转移浙江，命朱大典、方国安率部先行。正当护驾军渡江之际，降将刘良佐率追兵忽然赶到。黄得功督军迎战，中箭身亡。左协总兵田雄趁乱跃上朱由崧所乘之船，将其背起，与右协总兵马得功一起奔向清营。朱由崧挣扎不得，只得束手就擒。
北上遇害
弘光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刘良佐将朱由崧押至南京，暂拘天界寺。二十五日，多铎命其入城。朱由崧头蒙缁素帕，身穿蓝布衣，坐无幔小轿，以油扇掩面。陈、汪二妃乘驴随后。夹道百姓唾骂不已，有人投掷瓦砾。进入内守备府，多铎端坐堂上，朱由崧跪地叩头。多铎问道：“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遗诏，擅自称尊何为？”朱由崧哑口无言。又问：“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讨贼，于义何居？”仍默然。再问：“先帝遗体止有太子，逃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辗转磨灭之何为？”朱由崧汗流浃背，吞吞吐吐不知所云。席间北来“太子”亦在座，位居其上。散席后，朱由崧被投入江宁县监狱。囚禁期间，多铎命南明旧臣前往探视。昔日臣子多不愿见这位令人伤心的皇帝，只有柳祚昌、何楷前往朱由崧竟“嘻笑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只问了一句：“马士英奸臣何在尔？”
隆武元年（1645年，清顺治三年）七月，清廷下令将朱由崧、“太子”及在杭州投降的潞王朱常淓等押解北上。据说他被软禁于太医院，清廷每逢节日都会赐宴，朱由崧“畅饮极乐”。次年（1646年）五月，北京传言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清廷查获潞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便将朱常淓等十一王处死，朱由崧也在其中，时为五月初二日（一说为赐弓弦令自尽）。
弘光政权覆灭后，浙江、福建出现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其中隆武政权遥尊朱由崧为圣安皇帝，一说已预拟庙号质宗。隆武二年（1646年，清顺治三年）十二月，朱由崧及“太子”、潞王等被杀的消息传到南方，监国鲁王朱以海为朱由崧上谥号为赧皇帝。永历政权播迁云南后，于永历十一年（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四月为朱由崧上庙号安宗，谥号简皇帝（钱海岳《南明史》载其全谥为“奉天遵道宽和静穆修文布武温恭仁孝简皇帝”，不知所据）。
为政举措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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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逆案
朱由崧即位之初，在阁臣安排上试图维持平衡。他以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姜曰广、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其中史可法以兵部尚书居首，马士英虽以凤阳总督入阁，仍兼兵部尚书。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快被打破。马士英自恃拥立首功，入朝后便积极扩张权力。史可法见其势大，且江北四镇内讧正急，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十七日主动上疏请求督师江北，次日渡江而去。史可法的离朝，使朝中再无人能与马士英抗衡。
马士英当政后，与勋臣、宦官结成利益联盟。诚意伯刘孔炤、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等勋臣在朝中充当马士英的先锋，司礼监韩赞周、卢九德等宦官则在内廷为其张目。同时起用崇祯年间被列入钦定逆案的阮大铖。此举招致朝臣的猛烈反对。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等坚持逆案不可翻，认为起用阮大铖将“贻祸国家”。给事中罗万象更讽刺阮大铖“恐《燕子笺》《春灯谜》即枕上之阴符”。朱由崧一度犹豫，但在马士英及宦官李承芳的反复劝说下，最终于八月三十日命阮大铖添注兵部右侍郎，同时“仍禁朝臣不得把持阻谏”。
阮大铖复出后，大批阉党人物随之起用：张捷任吏部尚书，杨维垣任通政使，刘光斗等亦纷纷入朝。与此同时，正直臣僚则相继被排挤出朝。张慎言于六月初致仕，姜曰广于九月初乞休，刘宗周入朝仅四十九日便告离去，徐石麒、祁彪佳等也先后罢职。杨维垣上任后，即请重颁魏忠贤当政时推出的《三朝要典》，并请昭雪追恤因三案被罪诸臣，袁弘勋继请追究焚《三朝要典》诸臣之罪。九江总督袁继咸和左良玉则上疏谏阻。朱由崧命礼部访求《三朝要典》送史馆，并命吏部察明因修《三朝要典》而获罪诸臣（即崇祯朝所定的阉党），酌情复职，但对焚《三朝要典》诸臣则表示“不必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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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顺案
在阮大铖的怂恿下，马士英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十六日上疏请追究曾投降李自成的“从逆诸臣”，称“缙绅之贪横无耻，至先帝末年而已极”，点名弹劾周钟、光时亨等人，并刻意株连其堂弟周镳（当初主张拥立潞王的官员之一）。朱由崧览疏后下旨，命刑部将“从逆诸臣”仿唐六等定罪，此即“顺案”。七月至九月间，光时亨、周钟、项煜等先后被捕，周镳、雷縯祚亦于九月下狱。刑部尚书解学龙按律拟罪，将周钟定为二等应斩秋决，但马士英认为过轻，朱由崧遂令“再议”。次年正月，解学龙被迫改拟，将周钟、光时亨罪加一等。保国公朱国弼等又弹劾解学龙“卖法结案”，朱由崧震怒，将其罢职。顺案的真正目的在于打击政敌。如周镳本非从逆之人，但仍遭打击。左良玉清君侧后，周镳、雷縯祚于四月初八日被赐自尽，光时亨、周钟同日处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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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旨
朱由崧即位后，多次绕过内阁。以“中旨”直接任命官。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初八日，朱由崧以中旨召见阮大铖，开了先例。七月二十四日，马士英又策划以中旨任命张有誉为户部尚书，试图以此确立中旨的合法性。高弘图识破其计，封还诏书，力谏“有誉才望堪用，而中旨必不可开”。朱由崧不听，坚持下发。给事中李维樾上疏指出：“今日可用一有誉，他日可用一非有誉者，渐不可长耳。”但朱由崧一意孤行。此后中旨愈演愈烈。八月三十日阮大铖以中旨授官，九月张捷以中旨起用，十二月杨维垣以中旨复职。凡经廷推正途者多被阻遏，而中旨所出则多为阉党或贿赂之徒。史载当时“自是中旨纷然矣”，“幸门日开，私门日进”，廷推制度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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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厂卫
与中旨并行的是特务机构的恢复。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初一日，朱由崧下旨恢复东厂，令锦衣卫都督冯可宗“遣役缉事”。御史祁彪佳上疏力陈诏狱、缉事、廷杖三大弊政，称“厂卫之害，横者借以树威，黠者因以侔利，人人可为叛逆，事事可作营求”。朱由崧不听，坚持发旨行缉事。大学士高弘图力持不可，上疏力争。朱由崧大怒，当即召对弘图，切责道：“尔辈党同把持。视圣旨为故纸!朕作一事。便禁切不得。但使我寄坐可乎？”高弘图坚不奉诏。再奏道：“皇上即威震雷霆。微臣不避斧钺。敢昧死再进一言：缉事乱政。必不可行。”朱由崧愈加愤怒。责其蛮横放肆。高弘图乃叩头谢罪，请求辞职。面对阁臣如此不懈的抗争，朱由崧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接纳了高弘图、姜曰广之进谏，设厂卫事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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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遗案
朱由崧即位后，清理了明朝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追复朱标、朱允炆、朱祁钰位号。其后又陆续给死于非命的开国功臣郢国公冯国用、宋国公冯胜、济国公丁德兴、颍国公傅友德、韩国公李善长、德庆侯廖永忠、长兴侯耿炳文等开国功臣追上谥号；给方孝孺、齐泰、黄子澄、陈迪、景清、卓敬、练子宁等建文朝死难诸臣，蒋钦、陆震等正德朝死谏诸臣，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等天启朝死珰难诸臣上谥号。
经济
弘光政权偏安江南一隅，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与明朝全盛时期相比，疆域大减，税源亦随之锐减。据户部核算，每年正常赋税收入约六百余万两，而仅江北四镇及左良玉部的军饷开支就高达七百余万两，此外还有宗室俸禄、官僚薪俸、宫廷用度等庞大支出，国库既无盈余，内帑亦无存金。
朱由崧即位之初曾有不少项减免保证，诸如于弘光元年“不论本色、折色，量蠲一分”。“辽饷名色，尽行蠲免。”税契“每两止取旧额三分”、开垦屯种“三年成熟后据亩科，止照本县额定升合征取一半，永减一半”等等。但为解决军饷匮乏，马士英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九月奏请推行“佐工事例”，即以纳银方式授予功名或官职，获朱由崧批准。规定童生纳银三两至六两不等，即可免试入学；廪生纳银三百两、增生六百两、附生七百两，即可获得相应功。九月二十五日公布的“开佐工事例”明码标价：武英殿中书舍人九百两、文华殿中书舍人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二千两、翰林待诏三千两，推官、知县衔一千两。监纪、职方司等官职价格不等。此后又陆续增加各类官职，甚至选拔廪生亦不以才学而以银两定去留。卖官之风迅速蔓延，买官者“大邑至二十余人，少亦数人”。民间流传歌谣讽刺道：“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腐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及至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推行纳银买翰林待诏后，歌谣中的“都督满街走”又改作“翰林满街走”。又有谣谚云：“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
卖官鬻爵之外，贿赂公行成为弘光朝的另一大弊政。当时流传的民谣“金刀莫试割，长弓早上弦。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所指“田”即受朱由崧宠幸的太监田成，“马”即马士英。大臣向田成行贿“因之固宠”，马士英则公然以官职索贿。阮大钺复出后，更是将贿赂作为用人标准。他公开宣称：“国家何患无财？即如抚按纠荐一事，非贿免即贿求；半饱私囊耳。但命纳银若干于官，欲纠者免纠，欲荐者予荐，推而广之，公帑充矣。”又对人言：“某人求监纪，初馈金五百，不纳。再予千金，亦不纳。直至二千，用以充饷。”当时欲求复官者“不论优劣”，原则是“贿入，辄复其官”。原兵部尚书张缙彦曾投降李自成，后辗转南归，因向马士英行贿，竟被授予总督北直、山西、河南、河北军务的重任。给事中李维樾弹劾其“暗助失机，寸斩莫赎”，但奏疏如石沉大海。时人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写道：“贿赂滋章，千名百品，受者既多，馈者无以为异。”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一登大位立即想在生活上同承平时期的皇帝看齐。他下令为自己和太后修建宫殿，为筹备大婚四出购买珠宝。弘光君臣的大肆搜括民财，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其直接结果一是大失人心，二是文官武将囊橐既富，身家之念重，一旦形势危急，多数非降即逃，卒至以国予敌。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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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虏平寇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面临两大敌对势力：已入关占据黄河以北的清军，以及在中原地区活动的大顺、大西农民军。朱由崧与朝臣们将农民军视为“不共戴天之仇”，而对清军则抱有幻想。当得知清军入关后打出“为明复仇”的旗号时，认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北京，可以“联虏平寇”，借清军之力消灭农民军。如马士英在五月二十七日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朱由崧批准其议，于五月二十八日进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发银五万两、米十万石以为犒赏。七月，遣左懋第、陈洪范等率使团北上议和，携带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以及给吴三桂的封册，表示愿与清帝结为“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然而，清廷与南明议和毫无诚意。使团到达北京后，清大学士刚林见面便责问“不遣兵讨贼而擅立福王”，并宣称“朝廷已发兵南下”。左懋第据理力争，但议和终无结果，使团反而被扣押（陈洪范被策反放归），弘光朝“联虏平寇”的军事战略破产。十二月，御史沈宸荃上疏中指出：“今日虏、贼皆为国大仇。自东藩失事三十年来，兵财耗尽于虏，故贼起而乘之，及贼逆不容诛，复巧借复仇之名，奄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朱由崧赞同，命兵部改变方略，防备清军，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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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重四镇
在与清议和的同时，朱由崧也进行了一定的军事部署。五月十三日，督师江北的史可法上疏，提出设立江北四镇的建议。其方案是：以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四将分驻江北，各划定防区，“凡各属之兵马钱粮皆听其自行征取”，形成一道抵御北方入侵的防线。朱由崧采纳此议，并于五月十六日晋封四将爵位：黄得功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每镇年饷六十万两，四镇合计二百四十万两。
然而，四镇设立之初便问题丛生。高杰在扬州城外大肆劫掠，“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扬州士民闭城死守，高杰竟挥兵攻城。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也各怀私心，彼此争夺地盘。史可法奔走调停，费尽心力，至十月方使四镇各就各位。但四镇将领拥兵自重，不奉朝命，军纪败坏，百姓“不恨贼而恨兵”。
在四镇之中，朱由崧及马士英最倚重刘良佐、刘泽清，刘泽清在十二月更进封为侯爵。但四镇中只有高杰认真抗清，当他北上之际，在睢州之变中被许定国所杀。清军南下，二刘望风而逃，双双降清。黄得功此前被调去应对左良玉，后护卫朱由崧而死。江北四镇没有发挥丝毫作用，反而加速了弘光政权的覆亡。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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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葡萄牙
崇祯年间，明朝就试图借助西方传教士力量从澳门获取葡萄牙传来的先进武器，以应对内忧外患。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1645年1月3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向朱由崧上疏，进贡星屏一架、舆屏一架、西琴一张、风簧一座、自鸣钟一架、千里镜一筒、玻璃盏四具、西香六灶、火镜一圆、沙漏一具、白鹦鹉一只，并提出明历法以昭大统、辨矿脉以裕军需、通西商以富海利、购西铳以资战守四策。次日，朱由崧批复：“海禁初开，毕方济著刘若金带往海上，商议澳舶事宜。”派毕方济与新设立的福建、广东沿海提督刘若金一同前往澳门交涉。朱由崧还给毕方济赐予”诚于事天，端于修身，信义素孚“的题词。冬，毕方济抵达澳门，获澳葡政府接待，达成开放广州贸易、免税、建教堂等协议，但因南京已失守，葡萄牙的军事援助未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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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琉球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琉球世子尚贤派正义大夫金应元等赴明朝贡，并请袭封，同时请求解除白丝之禁。抵达福建时，听说崇祯帝已自缢，于是改赴南京，觐见新登基的朱由崧，朱由崧批准了琉球提出的册封和互市白丝两项请求，并先派福州左卫指挥花煾来琉球宣谕自己登基等事。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拟遣陈燕翼、韩元勋为琉球册封使，还没出发，弘光政权就覆灭了。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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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由崧性闇弱，湛于酒色声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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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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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宽慈寡断，群小相倚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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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上燕居深宫，每徘徊诧叹，谓诸臣无肯为我用者，于声色罕近也。然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阁外相倚为奸，皆归过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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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整面呼风羯鬼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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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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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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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实宽仁，不欲起大狱，故清流不至骈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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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群臣之负烈皇帝也，上事事焦心而群臣无一忠公；群臣之负弘光帝也，上事事虚己而群臣无不恣肆者，其负固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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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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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帝之不道，虽竖子小夫，亦计日而知其亡也。然诸坏政皆起于利天下之一念，归功定策，怀仇异议，马既挟之以翻逆案，四镇挟之以领朝权，而诸君子亦遂有所顾忌而不敢为，于是北伐之事荒矣。迨至追理三案，其利灾乐祸之心，不感恩于闯贼者仅耳。传曰：“临祸忘忧，忧必及之。”此之谓也。呜呼！南都之建，帝之酒色几何？而东南之金帛聚于士英；士英之金帛几何？而半世之恩仇快于大铖。曾不一年，而酒色、金帛、恩仇不知何在，论世者徒伤夫帝之又死于路，而不知也尚亦有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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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古今为君者，昏至弘光而极；为相者，奸至马士英而极，不逮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而彝仲（夏允彝）……称弘光宽仁虚己，然则晋惠，东昏皆足以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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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而述：南京草创，册立弘光，未为不善。迹弘光所为，非顽劣也。似无如盆子、昌邑之比，犹是中材之流而已，善恶岂不在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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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如福王，承其遗绪，江山半壁，疆域可凭，使能立国自强，未尝不足比于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贻颠覆，而偏安之规模未失，不可遽以国亡书法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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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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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江左虽处下游，未始不可拟于南宋临安之局。第建炎时，有张、韩、刘、岳诸人，力足勉图匡济，是以势同累卵，而半壁犹可支持。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镇非人，如刘泽清、高杰等，悍然尾大不掉，抑且互相倾轧，遏制朝权。虽史可法之忠贞，不能消其跋扈，况马士英之奸宄，甚至挟以要君，宜其交讧日深，而沦胥莫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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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宋绍兴之亡庙社，议者讥其不以恢复为心，然犹不专为宫室求安计。福王江左偷安，虽侧席忧勤，尚恐不能固民心而激士气，乃当疆场日蹙，汲汲以缮宫殿、购宝器为务，与巢幕之谋何异？况尔时府库不充，动需搜括以之给军增垒，且不免剜肉医疮，何况赏赐滥膺，非拥立冒功之辈，即斜封干进之徒。取锱铢而用泥沙，叔宝真全无心肝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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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这位弘光皇帝，偏信马士英，一切政务，全然不管，专在女色上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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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牧斋此诗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辞，但亦应取与东林党人之记载，以由崧为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参互比较，求一平允之论也。……然则，梨洲以牧斋此律为诗史，则其意亦不尽以弘光为非，可以窥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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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兴：朱由崧应是一位有治国思想，胸襟宽广，气度恢宏，勤于政事，欲有所为的政治家。从接受监国伊始，直至小王朝覆灭迄未怠政，期间更有诸多非凡之举。然而他却悲惨地失败了，不论当年与后世的诸多文献上记载了那么多丑行恶迹，甚至称其可与历史上一切亡国的荒淫之君媲美，可谓恶名留史。何以至此?令人深思。这与其性情懦弱，优柔不断，宽大过度，因而法纪废弛，不法廷臣肆无忌惮，通行贿赂;而中官之揽权婪贿尤甚，由崧多怜之而不加罪，致使朝政日非。再加其缺乏魄力，虽有好的主张及见解，在马士英的淫威面前，又退缩而不敢坚持；更缺乏远见和驾驭时局的能力等关系甚大。然而更关键者，更深层次的原因，实由历史与现实诸多因素所促成，以下几点值得注意：沉重历史，深受其害。……慈悲为怀，不切实际。……倚重马、阮，终坏全局。……朱由崧是失败的政治家，尽管他很有思想、很有个性，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良好的愿望与其非凡的努力，却终以悲剧落幕。他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残酷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朱由崧的悲剧，清楚地说明了个人无法改变社会环境与政治定势，而社会环境与政治定势却决定着个人的命运。
轶事典故
大度优容
朱由崧得位之初，曾坚决反对他即位的姜曰广、吕大器、张慎言、钱谦益等人皆惴惴不安，担心遭到报复。然而朱由崧不仅不加谴責，反而加以擢用。马士英曾故意提及立潞王之事，朱由崧说：“朕叔父立，亦其分耳。”五月二十八日，李沾弹劾吕大器“定策时怀二心”，朱由崧说：“朕遭时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直以宗社攸关，勉承重任。当日效忠定策诸臣，朕已鉴知，余不必深求。”李清对此评价道：“若仿英宗罪援立外藩事，加以王文等之戮，诸臣何以自免？乃上不惟不加谴责，且加擢用，其大度亦不可及。”
端午捕蟾
弘光元年（1645年）端午日，朱由崧命民夫捕蟾蜍二万只，押收大内取酥（一说房中药）。此事被时人渲染，南京街头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民间遂称朱由崧为“虾蟆天子”，而称马士英为“蟋蟀相公”。李清在《南渡录》中辩诬说：“端阳捕虾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
借酒浇愁
朱由崧以嗜酒著称，在位时南京城就流行“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的俗语。曾伺候过他的太监表示虽然他没有“纵淫方药”等事，但“饮酒宴乐有之”。据说他曾在内殿悬挂一副对联，上书“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这副对联被后人视为朱由崧“醉生梦死”的写照。
广选淑女
朱由崧即位后，即下诏选淑女以备大婚。太监四出搜选，“有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子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更有无赖棍徒趁火打劫，“擅入人家，不拘长幼，概云抬去，但云大者选侍宫帏，小者教习戏曲”。崇祯十七年（1644年）除夕之夜，朱由崧“憮然不乐”，群臣以为他忧虑军情，他却说“后宫寥落”，欲广选民女。弘光元年（1645年）二月，因所选不称意，又命于嘉兴府“加意遴选，务要端淑”，且“定额三名不可少”。嘉兴城闻讯后“合城大惧，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丑、老少俱错，合城若狂，行路挤塞”。返乡御史祁彪佳在日记中写道：“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狂，昼夜不绝。”四月二十九日，廷臣姚思孝、乔可聘因过国事紧急，与马士英发生冲突，朱由崧对此局面，仍大呼：“大婚要紧！”五月初十日，清军已渡江，南京危在旦夕。朱由崧在出逃前夕，下令“淑女在经厂者，放还母家”。
啮肩之恨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朱由崧逃至芜湖黄得功营中。黄得功督军迎战追兵，中箭身亡。左协总兵田雄趁乱跃上朱由崧所乘之船，将其背起，奔向清营。朱由崧“恨甚，啮其肩”，致使田雄落个终生疼痛的“人面疮”，据说田雄每年夏五月疮发，痛不可忍，十八年后因此而死。
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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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追尊）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符天笃圣皇太后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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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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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汪氏：本为淮扬歌妓，朱由崧初幸扬州时所纳，后与朱由崧一起被俘。
（以上主要参考资料）
人物争议
七不可立
朱由崧被拥立之前，南京朝野即流传其“七不可立”之说。按通行记载，“七不可”为：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此说成为后世否定其即位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据李清《南渡录》等书记载，此说最初由南京诸臣归纳，传递给兵部尚书史可法，再由史可法转告凤阳总督马士英。关于首倡者，魏聪考证认为：“南明诸臣之中钱谦益、吕大器应为在拥潞王、排福王登基过程中出力最多者，此两者之一极有可能是福王‘七不可立’说的最早归纳者。”姜曰广虽被朱统鐥诬指为“诬圣德有七不可”，但其自述及品性表明他并非此说首倡者。
逐条考辨可见，“七不可立”说绝大部分内容缺乏事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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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朱由崧逃至南京时“角巾葛衣”“孑影空囊”，与其父朱常洵“富甲天下”形成鲜明对比，此说系将老福王之贪移嫁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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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与“酗酒”：宫闱隐秘，外臣无从核实。李清《南渡录》载，宫女被放出后“历历吐状”，证实“纵淫方药等，传闻非确”。钱谦益亦有诗辩诬：“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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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主要依据“弃母而逃”一事。《国榷》《绥寇纪略》均作“与太妃相失”（走散），《罪惟录》亦记“半道失”，并非主动抛弃。朱由崧即位之初屡次提及“母无消息”，且登极后遣人迎母，足见其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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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下”：未见直接记载。相反，他对拥立时持异议的姜曰广、吕大器等大臣不仅不加追责，反予擢用；马士英欲借“顺案”大范围清洗时，他仅处决三人，避免了党争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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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书”：此条较符合事实。李清称其“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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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有司”：史料中并无明显例证。马士英当政后，朱由崧“拱手听之，不复预闻政事”，此说难以成立。
魏聪指出，东林背景官员因在皇位继承顺序上无法否定朱由崧（按血统他确为第一顺位），转而攻击其个人品德，其目的是“以福王德行有亏为由，试图取消他的即位合法性”。而马士英、阮大铖则利用此说向弘光帝进谗，打击东林派系。清修《明史》采纳了“七不可立”说，以此说明弘光帝即位缺乏道义合理性，为南明政权“伪政权”定性提供依据。
拥立之谜
传统叙事中，东林派大臣主张立潞王，史可法赞同，马士英勾结四镇武力拥立福王，史可法被迫接受。但据姜曰广《过江七事》所载，拥立过程更为复杂：议立时，史可法已率勤王军渡江至浦口，“不在南京，未参与核心决策”。“立潞”主张实为江南乡绅所提：“江之南北诸绅，则辈起拥潞王”，而非东林朝臣主导。马士英与姜曰广商议时称“以亲以贤，惟桂乃可”，史可法亦赞同并准备迎立。守备太监卢九德“合盟”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武将，自行策划拥立福王。马士英见势已成，“不敢支吾，遂隐前说，且乞附盟”。史可法不知马士英已变卦，仍写信反对立福王。此信被马士英利用，成为要挟史可法的把柄。姜曰广在朝议中主张先祭告太庙再行拥立，本为程序之请，却被阮大铖曲解为“反对拥立”，借机打压。《过江七事》作为姜曰广的亲历记录，虽带有个人立场，但揭示了拥立过程中文臣、武将、宦官三方博弈的复杂真相，打破了“马士英一手拥立”的简单化叙事。
失德之议
根据明末清初笔记记载，朱由崧是十分昏庸腐朽的，只知吃喝玩乐，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如邹漪《明季遗闻》载“弘光深居禁中，唯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宦、演戏为乐”，谈迁《枣林杂俎》载“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若干质弱葳蕤，委于尘露。则马士英望风导欲，大铖辈从之而靡耳……上初立，都人忻忻，谓中兴可待。不数月，大失望，有苏台麋鹿之惧”，等等。李清、钱谦益等人则为朱由崧辩诬。现代学者张玉兴指出，对福王一系的成见始于万历朝“争国本”，东林人士对郑贵妃、福王常洵深怀厌恶，因此东林史观导致朱由崧被建构为荒淫无道的失德昏君。
后世纪念
主词条：南明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