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分析仅止步于此，对绅士而言显然有失公允。既已说明了绅士的阶级寄生本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剥削体系何以能长久维系？与农民生活鲜有交集的绅士的文化成就，显然不能支撑其存在的正当性。城中富绅必须做出更为切实和具体的贡献，才能赢得农民的敬服。在农民眼中，绅士确实给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政治庇护。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自相矛盾：一方面，我指出绅士掌握政治权力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即确保从农民那里收租的权利；另一方面，我又声称绅士是农民的保护者？确实，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农民是被剥削阶层，而绅士则是直接的剥削者，但这仅是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对于农民自身而言，情况并非全然如此。只要私产制度存续，纳租就是佃户的法定义务；高利贷虽然可憎，但利率早经缔约确认。绅士纵然剥削农民，也是通过合法的制度手段并在既定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地租与利息均有定规，只有在农民未能履约时，才会出现权力滥用的现象。然而，另有一种完全超出农民掌控范围的剥削形式，那就是不受民意约束的、肆无忌惮的绝对皇权。面对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农民不得不寻求绅士的庇护。为了更清晰地阐明这一点，需要深入探讨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

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是独断专行的皇帝。皇权逐级下放给各级官员，但在疆域辽阔、交通闭塞的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往往名存实亡。各级官员的实际权限，全看上级能容忍到何种程度。所谓“天高皇帝远”，真正统治百姓的是层层官僚。由于官员只需对上级负责，而皇帝高居九重天外，民众根本没有任何法定途径制约权力。百姓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民生福祉全系于掌权者的良心——可附体于权力之人鲜有良心，以致官府有时“比老虎更可怕”。要想抵御权力侵害，关键不在于组织民众抗争（类似西方民主形式），而要靠个人攀附权贵。下级官员的权柄既来自上级任命，就不得不顺从上级意志。若能通过私人关系影响高层，小官小吏生怕惹祸上身，自会对你客客气气。最直接的攀附方式是自己当官。一旦跻身官场，不仅能运用职权守护私利，更可借助同僚关系网庇护亲族。这套传统上被称为“保全面子”的官场生存术，正是源于法治的缺失——当统治全凭个人意志时，宫廷政治便大行其道。

现在应该明白了，绅士作为靠特权生存的阶级，为何拼命要当官。若不能与权力体系结盟，他们地主阶级的地位就岌岌可危——被权贵强占田产的事屡见不鲜，遭了冤屈也无处申诉。富人必须在官僚体系里占个位置，这已是生存铁律。宗族组织和姻亲联盟之所以能成为护身符，正因为它们能通过血缘关系勾连权力体系。

绅士本质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调解人。在中国历史上，皇权常被两类人掌控：要么是异族征服者，要么是底层爬上来的枭雄，他们通过不择手段的方式夺取政权。一旦君主登基，绅士立马涌进官场投靠。穿上官袍，他们是统治者的代理人；脱下官袍，他们又与被统治者密切联系、利益捆绑。正是这种脚踏两只船的特性，才让那些专制的（还常是外族的）皇帝不能完全胡来。

在传统政府体系中，中央权力的触角到县为止。每个县管着若干个村庄，这些村庄通常由村民自行组织。村庄拥有共同财产，并管理宗教仪式和水利等共同事务。管事的并非由全村选举产生，而是由有头有脸的长者拍板。这些长者拥有土地和“面子”，即能攀得上官场或城镇中的绅士。说白了，他们就是还不足以富到可以搬进城镇的低级绅士。

中央权力向下运行的方式如下：当中央政府指示县令收税征丁时，县令会派遣衙役前往村庄执行命令。这些衙役本身就是从村庄中征召而来的，在乡亲眼中并无威望。实际上，他们只是县令的传声筒。政府命令就这样非正式地从衙役手中传递到非官非吏的地方领袖手中。命令随后会在村里的茶馆公布并进行讨论，所有在场者均可参与。没有投票可言，地方领袖会根据公众意见以及自己的判断，决定是否执行该命令。如果决定不执行，衙役将无功而返，回到县令处。执行命令失败的责任由他承担，他可能会因此受到鞭打或其他惩罚。然而，另一方面，乡老们会去拜访县官，或者托城里绅士当说客。由于绅士与权力阶层联系密切，县令不得不给个面子，并适当修改自己的命令。实际运作更复杂，可能动员到更加广泛的权力结构，有时连皇帝都会被惊动。皇帝为了给予个人恩惠，常常会以违背自己法令的方式干预地方事务。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而言，绅士是他的对立面，尽管这种对立通常是间接的，最终会体现在上级的命令中。但同时，官员在私人身份上，也是绅士中的一员。他们也会致信同僚，为自己家族、亲属或当地民众寻求关照。绅士官员是传统中国权力架构中的核心轴。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这种传统模式，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只要农民还活在这个权力结构中，他们就不得不依赖绅士抵御专制皇帝及其官员的侵害。

绅士不同于西方的贵族，因为他们并不组党执政。在中国历史上，绅士从未自行组织过自己的政府。只要新皇帝承认地主特权，他们就会磕头称臣。这些人当官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家族和当地民众免受皇权的侵害，而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本身。他们骨子里厌恶政治责任——当官嫌任期长，办公嫌公务烦。理想的绅士应当与民同乐而非沉湎于朝廷，这可不是表面上的装模作样，翻开那些广受欢迎的古代诗歌，在在揭示了官员辞官归田的心理。一位成功官员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荣归故里。当官所追求的荣誉和声望有着实际价值，它们为其家族和当地民众提供了安全保障。实际上，绅士在朝堂当官时，同时也代表着家族和亲属的利益。当官只是手段，护短才是目的。对于公共职务，他们持消极态度。一旦业绩和影响力攒够了，他们便可以辞去职务，继续履行保护民众的职责。绅士作为一个阶级，是外在于政府的。他们个别地在政府任职。驱动他们的是宗族责任，绝非政治理想。这正是我们不应将他们视为贵族的原因。

在此，同样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绅士在权力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练就了一套职业操守。他们宣扬秩序的教义：每个人都应按照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行事，并对此感到满足。孔子的使命是为每个社会阶层制定相应的行为准则。绅士不在乎谁坐龙椅，他们的兴趣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皇帝施行仁政，他们就忠诚于他；皇帝若压制农民过甚，他们便会对他施加压力。可要是农民敢造反，绅士则会站在皇帝一边进行反击，这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从来不具有革命性。秩序与稳定才是他们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