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农民与绅士的生态分化时，我已指出，那些想保持其特权的有闲阶层必须居住在村庄之外。这是因为农业对于财富的积累毫无希望。似乎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注定要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因此，我们不禁要问，绅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只要农民能够负担得起闲暇的生活，社会并不会阻止他们进入绅士的行列。因此，总有一些勤劳的农民努力从底层崛起。但要想实现翻身，他们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每一代都只能朝着目标前进一点点。尽管他们节俭且能忍耐，但这不仅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更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因为在农村，各种不幸事件并不罕见，干旱和洪水可能导致饥荒，流行病可能摧毁一个家庭。在政治动荡时期，土匪的破坏力堪比蝗灾。一个家庭能够连续几代士气旺盛，且在此期间不受厄运的打击，实属罕见。

另一个阻碍勤勉富裕的农民家庭向上攀升的因素是人口高压。在有闲阶级中，由于体质弱化，出生率较低；而在贫困农民中，由于缺乏良好的照护，婴儿死亡率较高。然而，在勤勉富裕的农民中，出生率与贫农相当，而婴儿死亡率则相对较低，因此家庭人口增长迅速。如果他们无法以同样的速度扩大其地产，那么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将不可避免地下降。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维持现有地位已需付出巨大努力，而跃升至有闲阶级的可能性则微乎其微。

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势是，他们并未在社会阶梯上攀升，而是沉沦为社会的底层。当一个小地主因遭遇不幸而被迫出售土地时，他可能沦为佃农。他甚至可能进一步跌落，从佃农变成无地的苦力。最后，他要么横死路边，要么从村里消失。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绝望至极，他们除了艰辛的生活外，别无他物。他们离开村庄，或落草为寇，或从事走私，或投身行伍，或在豪门大户中谋求仆役之职。这些行当不创造财富，但只有通过从事这些工作，再加上些许好运，这些农村社会的弃儿才有可能迅速积累财富。当然，成千上万的这类寻梦者最终在绝望中死去，被世人遗忘。然而，一旦脱离了土地的束缚，他们便获得了自由。他们是心怀不满的阶层，本质上具有革命性。当统治阶级强大时，他们受到压制，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各种或多或少非法的手段实现目标。但若统治阶级腐化衰弱，他们便会成为旨在夺权的起义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不乏由这些绝望的亡命之徒建立新王朝的实例。

太平年月里，少数撞大运的暴发户捞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买田置地，试图跻身有闲阶级。可上层绅士瞧不上他们，目光中充满了偏见。经过慢慢熬，尤其是通过联姻的方式，他们才能被上层绅士接纳。一直等到族中子弟科举入仕，这时他们的绅士地位才得以巩固。

绅士阶层通过一手抓地契，一手握官印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有闲暇去学习古典文献，而这些文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是专业上的必备内容。近千年来，君主定期开科取士，从文人中选拔官员。考生中，只有少数低等阶级被排除在外。理论上，农民可以自由参与考试，也确实有放牛郎中状元的传奇。但毕竟这些都是例外，否则这些故事也就不会像神话一样流传。确实，在中国没有像种姓制度那样的社会阶级体系，但中国阶级体系是否具有高流动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我无法提供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但现有的农村社区的研究显示，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几乎没有机会接受高中教育。流行的观点认为，在美好的旧时光中，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公平的考试成为官员，对此我持谨慎态度。农民与绅士之间的流动性相当有限。无须赘言，农民中普遍存在的跃升为绅士的信念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激励，而且最终有助于稳固整个社会结构。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问问：绅士成员有几个会重新回去当农民？反正以我见过的情况来说，一个都没有！就算那些已经落魄到一无是处的绅士，也绝不会再捡起锄头下地干活。让绅士阶层的人回去种地，似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中，体力劳动依然是被人瞧不起的。绅士对此尤为敏感。他们身上那件象征闲人身份的长衫，就是他们荣誉和地位的标志，是死也不能脱掉的——在他们眼里，这长衫比命还珍贵！我有一位叔叔，年至四十就陷入贫困。他住在一间简陋的房间里，身无分文。可就这样，他还是天天雷打不动地去茶馆消磨时光，那件长衫更是穿到死都没脱下来。他辞世的场景极为凄凉。据我一位去探望的族亲说，叔叔临终之际一直不肯闭眼。他担心自己无法像个绅士一样体面地死去——没穿上绸缎的寿衣，没用上上乘的棺材！当我的族亲把准备好的寿衣、棺材都指给他看，以此安慰他，他这才满意地笑了笑，安心走了。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绅士阶层的内心世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是如何维持其绅士生活标准的？答案在于，他得到了族人的资助。宗族是一个相互扶持的体系。在我年幼时，常常见到族中叔伯们来访。他们虽然贫困，但言谈笑语中从未提及经济需求。离别之际，我的祖母总会赠予他们一笔可观的礼金。那时，祖母并不富裕。我深知，她曾暗中派遣女仆前往当铺，以筹措足够的资金来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的族人。同样的精神也驱使官员不计族人能力，为其提供职位。族员之间对互助和集体安全的责任感，比作为政府官员的职责感更为强烈。

绅士阶层流行的这套宗族互助保障体系，特别容易养出依赖性强的人，尤其是因为这个阶层本身就不参与生产劳动。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孩子，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脱节的。他住在深宅大院里，连阳光都少见；他在对过去的敬畏中长大，活在祖宗的荫庇下——他的特权就是从祖宗那儿继承来的。从家族成员之间那些鸡毛蒜皮的钩心斗角里，他学会了表面上的顺从，内心却充满了努力也没用的虚无感。整个人变得斤斤计较、逆来顺受、胆小保守。身体上呢？也弱得很，有时甚至不育。就拿我族里的六位叔伯来说，就有三人没有子嗣。我的许多亲戚家也有这种情况。似乎缺乏主动性和进取心最终导致了生理上的不育。中国的绅士阶层，如同西方的城市居民一般，正逐渐成为一个衰亡的群体，我的意思是，他们无法实现自我更新。他们不得不依赖来自乡村的新鲜血液。

绅士阶层站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手里握着声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吸引了来自下层社会勇敢、有野心的人。这些新加入者为绅士阶层注入了新的活力，可问题是，一旦他们被绅士阶层同化，他们就会变得温顺和中立。原本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能量，被引导至社会结构的细流中，最终在悠闲的生活模式中消磨殆尽。实际上，绅士阶层充当了社会变革的安全阀。保守主义因此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法则。其结果就是，中国文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方面，堪称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