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并未消逝。它依然存在，尽管在许多方面已被各种变革和新事物掩盖。这正是我在上述描述中始终使用现在时态的原因。切勿以为我所描述的仅仅是历史的陈迹。社会结构的本质模式仍在持续运作。我确信它正在发生变化，但新秩序不会骤然降临，也不会瞬间建成。它将源于旧有模式，通过数百万民众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而诞生。无论当前形势被冠以何种新名，无论是共和国还是乌托邦，分析得越深入，就越会惊叹于传统的坚韧。只有承认这种坚韧，我们才能更清楚、更明智地看清眼前的形势，即便这或许违背许多爱国者的期望。忽视这些持久的传统，困扰便会接踵而至。上述分析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似乎传统中国曾达到一种平衡，所以才能那么稳定。然而，当中国与西方列强接触，面对他们的工业优势时，这种平衡被打破。现代化被机器时代强加于中国，迫使中国融入世界共同体。随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

确实，中国从未完全孤立。千百年来，中国和西方一直保持来往：中国的丝绸在罗马宫廷中广为人知，印度僧侣涌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和宗教，耶稣会传教士还深得中国皇帝器重呢。然而，西方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对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这是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已从农业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而中国几乎保持了原有的状态。东西方的接触并非地理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现代工业让西方拥有了对农业社会前所未有的掌控力。不像农业时代大家各过各的也能相安无事，工业时代是一个扩张的时代，它天然要把全世界都拉进来。寻求原材料和市场的工业国家不会让东半球独善其身。诚然，贸易是互惠互利的，工业是治疗东方贫困的最佳良药，但是对于西方人而言，为什么上一代中国人死活不肯接受西方的工业影响，仍然是个谜。中国被迫开放确实令人遗憾。许多西方人还是不解，为何中国人如此抗拒基督教拯救他们的灵魂和用机器改善他们的生活。如果仅仅是因为文化惯性，那么当救赎的效果显现时，这种抗拒就该消失了。说中国人天生就排斥新宗教和新的生产方式，这根本站不住脚。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也是新事物，但很快就融入中国信仰，在农民中扎下了根。像土豆、烟草这些新作物，传播时也没遇到什么阻力。在我看来，东西方最初接触的那段不幸历史，主要原因还是社会因素，这可以从我上面分析的视角看清楚。

当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时，带头的是中产阶级。那时候，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逐渐逝去。然而，当中国与西方接触时，中产阶级却是保守的绅士阶层。绅士的理想生活是在官府庇护下享受闲暇。生产活动被视为农民的职责，且被看作是低贱的。绅士在经济领域的积极性早已被压制。工业主义与佛教截然不同。佛教初现时，迎合了闲暇绅士的精神追求。它与隐逸的传统完美契合，因此能够从这一阶层吸引众多人才，将信仰传播至中国。然而，现代工业主义却与绅士的传统精神相悖。他们轻视实用知识，学习文学，是因为它象征着闲暇与高雅，且是通往官场的途径。即使是现代大学生，对体力劳动的厌恶也依然根深蒂固。中国的工程师更愿意从事设计工作，而非亲自操作机器。在中国现代工厂中，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鸿沟依然存在，这给劳工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工业主义又怎能轻易在中国扎根呢？

西方工业势力的入侵，引发了危机。可当时的中国政府挡不住这股强大的外来力量，也没能唤醒绅士阶层做出即时的有效调整。绅士没能及时反应，是因为这场危机并未对他们构成直接威胁。他们的核心利益在于地租。只要农民能够按时支付租金，他们便无所忧虑。唯有具备远见者才能洞察到，如果不适应中国农村的情况，西方工业化的影响最终将导致农民破产，进而动摇绅士阶层的经济基础。然而，绅士阶层缺的就是这种远见。由于缺乏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对中国的政治主权逐渐丧失的事实更是漠不关心。他们既无动力正面应对西方工业主义的挑战，更无意愿重新审视自己在国家命运中的角色。因此，作为社会领导阶层，绅士们根本没尽到本该承担的社会和文化责任。当时的政府掌控在一个外族君主手中，清朝皇室正在走下坡路。他们确实感受到了外国入侵的威胁，但掌权者软弱无能。他们采取了原始的反击手段，例如义和团运动。政府的排外政策让那些天性本就顺从的绅士变得更加消极疏离。

西方列强的迅速入侵，主要受商业利益驱动，再加上中国政府及统治阶层的应对失当，使得东西方接触初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调适机制。该机制的核心特征在于创设了专属的外人居留地，并最终发展为所谓的通商口岸。通商口岸的设立旨在服务西方商人的贸易活动。为保障其权益，凡涉及西方利益的案件均可适用西方法律。通商口岸的秩序由专门组织的政府机构维持，其管辖权或操于领事之手，或由外国侨民代表掌控。中国政府在此类特殊区域内并无治理权。正是在这类区域内，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国际化社区。对此类国际化社区性质的简要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脉络。

文化互动经由特定载体实现。在通商口岸，西方人和中国人的不同阶层聚集在一起。西方人中以商人为主导，其核心诉求在于谋取商业利益。他们并不关心更为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国际亲善领域，因为这些领域不会产生即时的商业利益，也不会危及社区安全。西方商人未曾改善与他们所处之地居民的不协调关系，相反，受到优越感的影响，他们对中国人采取了令人遗憾的歧视行为。这使得有尊严的中国人感到不适，屈辱感阻碍了和谐交往。因此，通商口岸吸引了一类特殊的中国人——买办阶层。关于早期直接接触西方商人群体的华人家庭背景，我虽未掌握充分数据，但基于史料推测，这些被称为“二手洋人”的个体，至少在初期阶段，多源自传统社会结构中的边缘群体。他们因丧失原有社会地位，转而通过非法手段谋生。通商口岸为此类人群提供了生存空间：若能在洋行获得固定职位（如仆役、翻译），则逐渐成为买办或西崽；若求职失败，则多沦为帮派分子。他们生存于文化接触的夹缝地带并在此牟利。他们在文化上是混生的，语言上是双语的，道德上是不稳定的。他们肆无忌惮，奉行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并在宗教及文化价值层面持不可知论立场。通商口岸实为超都市化空间，它们是一片以财富积累为唯一驱动力、摒弃了传统文化根基的土地。东西方文明在此相遇，实在是历史之憾事。

内陆城镇则迎来了西方传教士。他们在个体品行上虽属端正，却兼具双重属性：一方面怀有向尚未产生罪孽意识的非基督徒传播福音的热忱，另一方面享有西方列强赋予的政治庇护特权。宗教救赎对普通民众而言并无太大吸引力，因为普通民众鲜有接受新信仰的内在需求，然而政治庇护权对于从事非法活动的人来说，却显得格外诱人。在上帝之光尚未触及中国社会边缘群体的灵魂之际，此类群体已借上帝之名行了许多上帝绝不会赞同之事。早期引发中外武力冲突的对外国传教士的敌意，并非源自中国人民对外国传教士的恶感，而是源于对那些将上帝扭曲为魔鬼的“二手洋人”的憎恨。然而，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影响力在华扩张，那些在通商口岸和内陆教堂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特殊群体渐次崛起。不论其品性特质如何，该群体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已占据结构性枢纽位置。他们是首批掌握外语能力及涉外交往技能的中国人。随着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他们为其提供现代教育，并送其前往西方大学深造。由此，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他们投身于专业领域，起初主要依赖外国资本，随后逐渐自立。然而，因其成长于世界主义场域中，本质上具有双重文化认同特征。他们身上明显带有买办阶层社会责任感薄弱的特质。正是这一阶层主导了中国社会和政治变迁的最初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