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有可能的是，旧绅士和买办们的第二代将基于专业分工，形成一个新型责任阶级，进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该群体兼具政治自觉与文化远见，有望借助现代知识稳定日益恶化的国民经济，尤其是缓解农村地区的经济萧条。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这种可能性不断降低，战争本身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疏离。

在国统区，当局推行通胀政策有其现实考量。这一政策将战争的负担转嫁至固定薪资群体，即专业阶层人士身上。尽管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战争成本尚未构成重负，然因偿付主体局限于有限的专业群体，其实际承受压力极为沉重。一名廉洁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仅达战前水平的千分之一。这对新兴阶层构成致命打击，致使其群体呈现多向分化：一条出路为投身投机商人行列，屈从于通商口岸特有的无责妄为习气；另一出路则是回归父辈入仕传统，参与系统性贪腐。少数坚守立场的人，则需为抵御迫在眉睫的饥饿威胁而艰苦斗争。

通胀政策助长了投机之风。伴随政府管控失控，国统区的市场陷入失序状态。财富集中在少数群体手中，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空前。代表既得利益的冷酷阶级，趁机大肆敛财，并对长期饱受腐败和低效（这也是通胀政策的恶果）困扰的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其继续推行通胀政策。这个投机阶级由内地的大地主和从通商口岸涌入的金融家组成。其性质迥异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后者通过革新生产技术积累财富，并利用新兴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进而改造社会生产关系，终结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而在中国，战时暴利群体则如传统绅士般通过非生产手段敛财，凭借封建性特权垄断资源，将托拉斯组织直接嫁接在中世纪制度的根基上，既跳过了自由竞争阶段，又阻碍了福利导向型计划经济的发展。他们从生产领域抽走资本，用于私人囤积，使得饱受战祸的国家加剧贫困。这种阶级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崛起，对社会存续的根基构成了严重威胁。

农民又怎样呢？具备一定自给能力的农民家庭可以基本规避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在1944年芝加哥哈里斯基金会会议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论文基于1941年前后云南乡村的田野调查，指出中国农村当时正经历战时繁荣。当时，民生唯一的苦难来源是征兵管理的不完善。从一个家庭中征召一个强壮的劳动力，可能会导致这个家庭经济崩溃。然而，并非所有家庭都会遭此不幸。那些没有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家庭，反而暂时缓解了人口压力。雇农工资涨幅一度超越米价增速。由于战争初期食品价格的涨幅超过了其他商品，农产品的实际价值也随之增加。然而，自从引入谷物税以来，情况发生了逆转。在此之前，农民以货币缴税，通胀反而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但到了1942年，政府改变了政策，要求农民以实物纳粮。随后，更立法授权政府以远低于市场价的固定价格从农民手中购买大米。糟糕的征管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负担。

由于土地税是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征收的，因此谷物税同样也波及绅士阶层。为求自保，绅士们采取了他们传统的手段，借人情网络消解法度约束。战争期间宫廷政治的复兴，导致贪渎弊案频发。最近的战争无疑阻碍了中国社会结构按照现代模式重构的进程。在某些方面，它回归到了旧的轨道，而在其他方面，则陷入了危险的泥潭。下一步该如何走，是中国人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补充的是，像这样一份概述难免会对现实进行简化。试图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全面解释的尝试目前还为时尚早，因为这需要以详尽的考察为基础。然而，为了制定研究计划，宜先行拟定框架，以便为后续考察提供假说，这正是本文的宗旨。当然，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社会结构概貌的人来说，本文也可作为参考。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仅为后续研究的引玉之砖，不应被当作定论看待。

（赵旭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