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业化影响并未止步于通商口岸，而是深入内地。如前所述，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广泛分布于农民家庭中。农民在闲暇时操作简易的织布机进行生产。由于农田面积狭小，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从事此类工作。然而，手工制作的效率远低于机器生产。本土产品在质量与成本层面均难与西方工业品竞争，致使手工业者渐次失业。例如，工厂生产的廉价优质布料深入到最偏远的村庄，这意味着数以千计的农户织机被迫停工。西方工业主义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本已贫困的农民的境况。农村经济的萧条迫使农民出售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沦为佃农。这还不是终点。佃农需缴纳地租，这意味着其负担的加重。在受西方工业影响最剧烈的沿海省份城市的周边区域，佃农比例已超过八成。每年因支付地租而流失的农村产品数量惊人，大量农民丧失土地沦为雇农。他们涌入通商口岸，成为工厂工人或加入黑帮。滞留乡村者则在苛税、重租、高利贷的多重压力下艰难度日，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乡村的萧条最终危及绅士阶层的特权，引发该群体的结构性分化。那些固守传统特权的绅士不得不寻求更强大的政治庇护，转而成为镇压农民运动的急先锋。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然而，作为知识精英阶层，部分出身旧式绅士家庭的第二代成员，在接受现代教育后脱离土地，转而投身专业领域，实现经济自立。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东西方文明接触的另一个前沿阵地，其性质迥异于通商口岸模式，主要是文化上的。晚清时期，新型绅士群体便有机会出国，主要是借官派使团或公费留学渠道，但与买办阶层不同，他们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主要求学于英国学术重镇，将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约翰·穆勒等人的著作翻译成文言（在我看来，这些译作至今仍是西学经典汉译典范）。他们致力于溯源西方文明，并将其精华引入中国。然而，这一过程进展缓慢，远不及对通商口岸中外国商人那种不负责任且肤浅的商业精神的模仿速度。尽管如此，它仍在逐步推进。新一代绅士开启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倡导白话文学、科学研究、民主理念及现代道德观念。这场运动由归国留学生与本土新式学堂学生共同推进，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于绅士家庭。

然而，新绅士阶层在缺乏积极的政治责任感方面，与旧绅士阶层一脉相承。他们虽然屡有政见批判，却很少主动争取政权以践行政治责任。自清廷倾覆后，中央权力始终操控在军阀集团与口岸势力集团的手中。士兵攫取最高权柄已是传统政治循环的旧例。当腐化堕落的统治者滥用其无限权力侵削民生时，首当其冲的农民将会沦为土匪揭竿而起。衰败政权无力弹压，终致新主代兴。以同样的方式，在共和国初期，军阀也应运而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草莽，不乏以非法途径发迹的人。通商口岸集团同样崛起于这一背景，不同的是，他们在国际社区的庇护下立足，其权力的获得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通过金融实力。他们渴望权力，在与外国商人相处的过程中，很快意识到如果能够掌握权力，他们也能享有外国商人所享有的特权。与这些成熟买办共生的是构成通商口岸集团有机组成部分的黑帮分子。他们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具有强烈的帮派精神。他们胆大妄为，肆无忌惮。中国政局的持续动荡为这类渴求权力的群体创造了契机。我并不试图贬低其他社会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历次革命运动多由新式专业绅士策动，工农群体付诸实践；然因绅士政治责任感的缺失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政权屡次落入军阀与通商口岸集团手中。

一方面，土地利益的衰退；另一方面，新兴的政治意识较强的通商口岸群体的崛起，共同削弱了绅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