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宋年间，西北出了个硬茬子。这个小弟叫党项，虽然个头不大，脾气却相当暴躁。公元1038年，党项族长李元昊突然整了一身黄袍子，在银川的南郊祭了天，宣布独立建国，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消息传到汴京开封，宋仁宗赵祯当时的脸色估计不太好——这就像你门下的打工仔出去单干，还在街对面开了个店跟你抢生意，谁能高兴得起来？堂堂大宋怎么会怕你一个党项部族？仁宗气呼呼地下了诏令：削去李元昊一切封号，停了边境贸易，还在宋夏边界到处张贴悬赏令，“谁砍了李元昊的脑袋，直接当节度使”。嚯，这待遇，比现在的年薪百万都刺激。
然而李元昊不慌不忙地笑了。他早就盘算好了，建国后的第二年，亦即1040年，西夏大军正式南下，目标直指延州——也就是今天的延安。这场仗打到后来，成了宋夏战争史上一出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打脸”大戏。
李元昊的用兵风格，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讲武德”。他派使者跑到延州知州范雍面前哭诉：“李元昊那小子太坏了，我要投降宋朝，请放我进来！”范雍一听有人投降，满心欢喜，打开城门接纳了西夏“叛徒”。结果这帮人前脚刚进城，后脚就露出了西夏兵的嘴脸，里应外合杀了个天翻地覆。范雍这才发现中计了，紧急调兵增援。宋将刘平、石元孙率领一万多人星夜兼程驰援延州，结果刚走到三川口，就被十万西夏军团团包围。一万对十万，宋军拼死奋战，奈何寡不敌众。更要命的是，宋军后军都监黄德和见势不妙，转头就跑，阵型一溃千里。刘平、石元孙兵败被俘，三川口之战宋军全军覆没。
这时候老天爷出来救场了。三川口突然下起了暴风雪，西夏士兵没有御寒冬衣，冻得直哆嗦，李元昊只好撤兵。范雍靠着“天降大雪”苟住了命，而宋朝靠的是“老天爷保佑”逃过一劫。对于靠天吃饭这件事，宋朝官员史官的脸色多少有些羞赧。
范雍被撤了，接替他的是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韩琦和范仲淹。这在宋朝看来完全是“天花板阵容”了。然而好景不长，宋朝的“优秀”基因里有一个毛病始终改不掉，那就是内部管理天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军事指挥者。韩琦主张主动出击，范仲淹主张稳扎稳打，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最终，急于求成的宋仁宗拍板选择支持韩琦的意见。宋军在西北边境的颓势也因此更加火上浇油。
1041年，韩琦听说西夏军队准备进犯渭州，派大将任福率一万八千精兵前去迎击。任福出发之前，韩琦再三叮嘱行军路线，并反复强调一句话：“必须在怀远城以西交战！”任福二话不说，点了兵马就冲出去了，一路遭遇夏军小股部队，屡屡获胜，俘虏了一个西夏将领和一个西夏士兵。被俘虏的西夏士兵“供出”另一个信息：“元昊就在前方不远处！”任福大喜过望，马上下令抛下辎重，火速追击。
任福不知道的是，他早已经在李元昊的棋盘上当了一颗棋子。西夏军且战且退，一路演戏，沿途丢弃了许多牲畜和物资，引着任福的队伍一步一步往里钻。当时宋军策马奔袭了一天一夜，等追到了好水川，已经是人困马乏。一切忽然变得十分可疑：好水川口两旁全是高地，狭窄得像个瓮，水声哗哗响，雾气弥漫。但任福哪里听得进去？他唯一看上的是一个路边的“发光物”——一个大银泥盒子，好奇心重得吓人的他一把掀开盒子，“扑啦啦”一群鸽子飞上了天。
这是全军覆没的信号。埋伏在山谷两翼的西夏伏兵冲天而起，十万骑兵从两侧俯冲而下如暴雨般喷射出来。一天之后，好水川里躺满了一万多具宋军的尸体。打到最后，任福自己也被敌人包围。身边的帐下官员刘均劝他：“大人，您是小将，可以突围而走逃命！”任福红着眼眶摇头：“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把刀一提，冲进敌阵，血洒好水川。
好水川之战的惨状让整个宋朝朝廷目瞪口呆。事后西夏宰相张元写了一首嘲讽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韩琦他们看到这首诗，无地自容，一个字都驳不回去。
然而老天爷似乎跟宋朝开的玩笑还不够多。战败的消息传回汴京，满朝文武捶胸顿足。韩琦主动上书请求处分。但没过几个月，1042年闰九月，西夏军队再次大规模出动，围困了泾原路的镇戎军。主帅葛怀敏率众出城迎战，一心想挽回颜面，结果与李元昊在定川寨相遇。西夏军切断水源，又放火烧寨，宋军大乱。葛怀敏在撤退途中被西夏骑兵围住，力战而死。死前他也许想起了三年前刘平死时的样子，都是输在一个字上——“急”。自此宋边关几乎完全失去了主动野战能力。
连续三年的三次大败，加起来宋军阵亡将士将近五万。汴京宫里，仁宗皇帝愁得头发都快秃了，朝堂上的大臣们吵来吵去也没个所以然。西夏虽然在战场上全胜，但日子也不好过。连年打仗，西夏国内物资耗尽，加上互市关了，连个铁锅、茶叶都没处买。于是两败俱伤的西夏和宋朝终于在1044年坐下来谈和了。元昊答应去掉帝号，向宋称臣；宋朝则每年赏赐给西夏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三万斤，并重开榷场。这叫“庆历和议”，说白了就是“你打赢了，我打输了，但我每年给你发奖金，你就别打了”。堪称史上最屈辱的“胜利谈判”。
宋朝吃了大亏，为什么就是灭不掉西夏这个小不点儿？
第一，西夏占据了河西走廊，有山地、沙漠当天然屏障，骑兵机动性极强，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第二，宋朝养成了“重文轻武”的臭毛病。宋朝的武将几乎没有真正的指挥权，朝廷动不动就画“阵形图”发给前线将领，要求“将从中御”——皇帝和大臣在京城研究地图，画出布阵方案，然后送快递给几百里之外的将领，将领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是抗命。你让一个在庙堂上养尊处优的文官去指挥在沙漠里打仗的骑兵，这能赢才怪。更绝的是，有时候负责打仗的居然是太监——比如宋神宗时期掌管五路伐夏的最高指挥官就是太监李宪、王中正这帮人。一个从来没上过战场的宦官指挥三十万大军去远征，兵员都不认识人，这仗怎么打？
接下来的几十年，西夏内部换了好几拨人，宋朝也换了好几任皇帝，但该打还得打。
到了宋神宗时期，这位老兄满腔热血，决心洗刷国耻。他任用王安石变法，国库丰盈了，军队整饬了，又得到了一位猛人——王韶。王韶本来是文官出身，但打仗特别有一套。他给神宗献上《平戎策》，提出“西夏可取！想拿下西夏，得先占河湟地区，切断他的后路”。神宗大喜，即刻批准了。王韶便率军出击河湟，招抚了十二万吐蕃部族，占领熙、河、洮、岷等州，拓地两千多里。这是近百年来宋朝对西夏作战最有利的战略布局。如果老哥这时候稳扎稳打，西夏兴许真的要完蛋了。
然而神宗偏偏是个急性子。1081年，他听说西夏内部发生内乱，梁太后囚禁了夏惠宗秉常，就火急火燎地发动了三十万大军五路伐夏，进攻灵州（今天的宁夏灵武）。这个战略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宋军的后勤和指挥上存在的致命缺陷再次暴露出来。种谔、高遵裕、李宪等人各有主张，互不统属，高遵裕还嫉妒刘昌祚的战功，到了灵州城下，刘昌祚已经攻到城下，高遵裕硬把他拦住不让进城，怕他抢了头功。西夏人趁机决开水渠堤坝，大水淹了宋军大营，宋军功败垂成，死伤无数，狼狈撤兵。有一首诗记录了这个悲剧：“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
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别急，还有更离谱的。次年，宋神宗决定在西北修筑永乐城，意图以此为据点稳扎稳打地攻取西夏横山地区。前线的将领种谔强烈反对，说他选的城址没有水源，守不了。然而神宗一意孤行，根本不停劝阻。派去的筑城总指挥也不是种谔，而是他的私人亲信徐禧——一个没打过任何仗的文官。后来神宗也很快知道了——西夏三十万大军来攻永乐城。城外的水源被切断，城内宋军断水数日，渴死的士兵比战死的还多，二十多万军民几乎全部死于这场战斗。
消息传回汴京皇宫，宋神宗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当场大哭，从此精神一蹶不振。没过几年就在悲愤交加中驾崩了。大宋的江山差点因为这场战役彻底断送了收复横山的希望。
西北的横山是宋夏之间最后的战略壁垒。西夏据横山而居高临下，瞰制宋土，宋朝失去横山，就等于每年往西北撒钱都撒在一个无底洞里。宋朝从仁宗朝开始就想拿下横山，整整磨了八十多年，直到哲宗亲政启用章楶的沉甸甸的“堡垒推进”战术，才终于取得决定性突破。
绍圣五年（1098年），西夏太后小梁拼命一搏，亲率三十万大军猛攻平夏城。宋军死守十三天后，趁夏军疲惫发起反击，大败夏军，西夏损兵折将、逃奔北方。这是宋夏战争史上宋军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之一。由此宋朝终于收复横山，占据了对西夏的军事优势。
可惜老天爷没有给宋朝太多时间。西北刚有点起色，北方的女真人忽然像开了挂一样崛起。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了。但和西夏的战争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分出胜负——他们谁都没想到，最后竟然是别人打了终结战。
仔细想想，宋朝跟西夏这一百年的拉扯，几乎可以写成一部荒诞的幽默小说。宋朝有钱有人有武器，硬是让一个只有沙漠和骑兵的小国打得心惊肉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西夏太强，而是宋朝对待武将的政策规定太奇怪——它把兵权牢牢锁在东京城内的皇帝和文臣手里，打牌不敢按牌理打，撤退不按最快来，一群文官坐在朝堂的凳子上研究地图信号，指挥官画不完的“布阵图”累死了一万里的行军快递员。到最后拼了命地打西夏，才明白这个道理：战场是送命的，不是讲“远在天边提线木偶戏”的地方。
不过宋朝人也不完全是一无是处的——至少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素材让说书人在茶馆里高兴地讲好几代人。如果你有机会翻开宋朝地图，看到西北角那个小小的西夏国域，你不妨笑一笑，只为那些曾经在好水川、永乐城倒下的平凡人，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皇帝布阵图的错，他们只是在一个荒诞的时代里去认认真真送了命。
西夏灭了吗？没有，北宋先亡了。西夏灭了吗？后来被蒙古人拆了。这就是宋夏百年战争最讽刺的地方：堂堂大宋一辈子跟西夏斗智斗勇，花掉的军费比西夏全国的GDP还多好几倍，打的仗比西夏建国的时间还长，居然没能亲手灭掉这个小弟。它灭在了成吉思汗手里。成吉思汗对西夏说了同样一句话：“你跟我玩花样，我屠一城。”西夏就跪了。
所以说大宋对付西夏的唯一办法，就是两个字——存着。等到时候够久，换个人替你打。
